关羽心中刚刚升起这个念头，就被狠狠压了下去。
十常侍虽然作恶多端，却也是因为有刘宏在背后默许。
如果刘宏自己，都不能醒悟且有所改变。
纵然最后可以诛杀张让等人，天子还可以继续宠信其余宦官。
“我，究竟该怎么办？”
关羽收回思绪，看着贾诩、张飞、徐晃、高顺，这些三国时期鼎鼎有名的人物，心中忧愁略微有些消减。
“陛下对我有知遇之恩，哪怕行事荒唐，若不负我，我必不负大汉。”
不过很快，关羽就下定了决心。
关云长前世因为崇拜自己祖先缘故，哪怕受到二十一世纪的教育，个人品德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
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
特别是融合关羽记忆后，云长性格更趋向于历史上的关羽，却也变得更灵活。
他没有历史上关羽的愚忠，却保留了知恩图报的局，也变得更为开阔。
刘宏很多地方，的确做得不对。
关羽听到刘宏做得那些事情，恨不能抽他几个大耳瓜子，却仍旧不能抹去，刘宏对他的提拔之恩。
“肃静。”
“陛下所为虽有失偏颇，却也不是我等臣子能够非议。”
看着诸将面红耳赤，愤愤不平的模样，关羽只得出声喝止。
不要以为，三国时期豪杰，真的有很多人会愚忠朝廷或者主君。
这个时代，思想还比较开放。
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想要得到豪杰效忠，也需要值得对方效忠，更需要付出代价。
这个时代的儒家思想，尚且不似清朝时期那般被扭曲，也并不推崇愚忠。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所推崇的忠，首先要建立在君主值得属下忠诚上面。
假如君王器重下属，下属则应该忠于君上，背叛则为不忠，当受天下唾弃。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历史上的吕布，先是杀掉对其‘大见亲待’的丁原，博取荣华富贵。
随后，更是为了一个婢女，杀了与其‘誓如父子’的董卓。
这也是为什么，吕布会被世人唾弃。
纵然抛开当时的儒家思想不谈，哪怕以现代人眼光看，这种行为也令人不齿。
再举个例子。
历史上徐晃背杨奉而投曹操，为什么世人都认为其乃忠义之辈，而非背主之徒？
盖因杨奉并非明主，又出尔反尔不听徐晃劝谏，徐晃自然有另择良主的权利。
当时就有人劝谏徐晃，杀杨奉再投曹操，以为晋升之阶。
徐晃却言辞拒绝，不愿做此等龌蹉之事。
再看郭嘉，先是北上投奔袁绍。
袁绍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对待郭嘉也不错，却没有给发挥所长的机会。
郭嘉当时就对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郭嘉认为。
袁绍只是表面效仿周公礼贤下士，却不能人尽其才，难成大事，而后果断离去。
郭嘉弃袁绍而去，为何没人说他是背主之徒？
盖因汉代时期，儒家思想比较较开放，君择臣臣亦择君。
假如君主仅仅厚待属下，却没有能力折服下属，属下因此离去，也是情理之中。
很多人错误的以为。
中国儒家思想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其实遍观儒家经典，从没有这种说法。
这种言论，乃后世小说、电视剧，歪曲了儒家思想罢了。
《左传》乃儒家经典，对于忠君之事，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左传》记载：“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也就是说，国君为了江山社稷去死，死得其所，臣子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
如果国君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臣子又不是他奴才，谁该去死呢？
由此也可以看出。
愚忠思想在正统的儒家理念，以致整个汉代、三国时期，都并不被推崇。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也并不认为，身为人子就应当毫无原则，就听从父亲的命令。
一味顺从父亲，反而有可能陷父亲为不义，反而不孝。
无论对待父亲或者君主，都应该‘义则从之，不义则争之’，如此方为忠孝。
刘宏对徐晃、张飞等人，并无知遇之恩。
其所作所为，更是令天下不齿，所以哪怕刘宏乃天子，也没有得到众人的忠诚。
反倒是关羽，身为几人名义上主公，有能力、有贤名，又视其如手足。
故此，在几人眼中，他们真正应该忠诚的对象，正是关羽。
也正是这个缘故。
见关羽有功而不被封赏，天子反而把几十万黄巾这种负担，一股脑甩到云中。
张让等人，却是无寸功而封列侯，这才会激起众怒。
关羽和众人想法不同。
徐晃、张飞毕竟不是穿越者，不知道大汉很快就会变得群雄割据。
那个时候，人口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在他们看来，几十万黄巾来到云中，乃是天大负担，众人也每日劳累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