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
在西陵峡地区虽发现了时代较早、数量较多的巴文化遗址，有的遗址在夏时期的巴人遗存之下直接叠压着湖北龙山文化地层，但诸多遗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文化内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巴文化的遗存不够单纯，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那么系统典型，成都平原发现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头，因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代表**物是圜底釜，这应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说后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与三星堆是同属一种文化体系。
如今在清江下游和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鸡脑河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遗存，但由于发掘工作做得较少，所获资料有限，还难于作出更为确切的论证。
至夏禹时期，巴国加入夏王朝，成为夏王朝的诸侯之一。《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至此，巴国成为夏的统治集团的一个部分。《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起码在夏灭亡的时候，巴并没有成为商的同盟。《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巫山，即巴国所在，巴国收留了夏亡国后的遗民。
在商代，巴没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权，反而和殷发生过战争。殷墟文字记载说明，公元前13世纪的殷武丁时期，武丁和妇好都曾经征讨过巴国。
遗址第⑤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陶器中以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次为罐、钵、杯、豆、纺轮和网坠。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有细绳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制陶技术的进步，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据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该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卜骨和与生活相关的兽骨，卜骨用大鱼的左鳃盖骨制成，均有钻孔。钻孔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一般凿槽较深，有的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看见兆纹。
公元前11世纪，巴的军队作为前锋加入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也因此在周灭商后，正式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并入周王朝的疆域。《华阳国志·巴志》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
春秋时期的楚国逐渐强大，驱赶巴国的疆域不断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
北接汉中，南极贵州北部。”巴国依然还是一个疆域广阔，可与七国相比的国家。
还出土了两枚陶质印章，印章印文为阴刻。张政良认为:陶玺印文字属巴蜀文化系统。陈公柔认为: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地层中，当然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夏渌认为:两玺印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是中国玺印历史中的文字记载找到了第一件实物例证，在此之前，我国所发现的古玺印上限仅在战国。也证明中国首先使用玺印。尽管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识清楚，但不影响称它是古代玺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来印陶器，也应是我国古代玺印的一种或玺印的祖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层中出土了部分铜器小件，计有铜锥、铜凿、铜镞、铜环、铜鱼钩等。另外，还发现了贝币，均为海贝，虽然数量不多，应是巴人区域货币史的实物依据。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
从该地层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产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说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鱼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术活动中仍然以占卜为主要活动方式。
陶器器类仍以釜为主，占陶器总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发生变化，较前期变小。还发现有鬲、罐、瓮、钵、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