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我们去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本省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回家乡。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留学生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留学生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一个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留学生们生活困难。蔡廷罕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之前的花销，是否按之前约定的补贴，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留学生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家里为留学生支付的花费当然也不会报销，除此之外，留学生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留学生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留学生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一个名叫黄开甲的留学生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乾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乾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留学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但性情爆烈的蔡廷罕不甘心于这样的命运。
他在一个意大利传教士的帮助下，来到了热纳亚，继续他的求学生涯。
虽然他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官府的太多注意，但由此他却再也不能得到家里的资助了。
而现在，一切都已走到了尽头。
这样过了有一个小时，他听见有人敲门。
“进来！”他大声喊道，手并没有停下来。
“蔡廷罕先生！”特丽莎太太有些气喘吁吁，隔着门槛瞪着他，“你究竟在干什么呀？”
他转身看着她，仿佛在竭力回忆她是谁。
“系主任怎么办？他可一直在等着你呢！”她惋惜道。
“噢，对了，我忘了。”
“怎么？你……忘了？”
“是呀。”他的语气中透着不解，反倒惊讶于她的大惊小怪了。
“哎！我只能说你是活该！”她激动地说，“你真是咎由自取！毕业典礼四点半就要开始了，你想主任哪还有时间会见你？”
“我马上就去，特丽莎太太。”促使她这么做的真正原因不单单是好奇。那是她的一块心病：她担心校委会撤销对蔡廷罕的处理决定。
他走进大厅尽头的洗手间，她则站在一边看。他洗了手，把蓬松的直发整理得有了点样子，然后走出来，上了楼梯。这时她这才意识到他要离开。
“蔡廷罕先生！你该不会就这样出去吧？”她指指他的衣服，喘着气说。
“怎么不行？”
“他可是你的系主任哪！”
“特丽莎太太，他不再是我的系主任了。”她着实吃惊，他说得若无其事，好像他很高兴似的。
热纳亚理工学院矗立在一个小山包上，那圆齿状花边雉堞的围墙像是给山下延伸的城市戴上了一顶王冠。学院如同中世纪的堡垒，拦腰嫁接了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叫它堡垒，可真是名副其实：结实的砖墙上有几道狭缝，其宽窄仅够安置岗哨，城墙后面可供守城的弓箭手作藏身之用，拐角的塔楼上可以往下泼撒滚烫的油从而攻击入侵的敌人假如这种紧急情况真的出现的话。大教堂高踞其上，闪耀着丝带般的光辉，犹如一条脆弱的防线，要去面对它的两大敌人：阳光和空气。
系主任的办公室像一座小礼拜堂，阳光透过彩绘的玻璃窗照射进来。微弱地流泻在圣徒们硬挺的服饰上，他们的胳膊肘弯曲着。两团红色和紫色的光晕分别照在壁炉两角形状奇怪的生物形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