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守长沙的何键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调动，但实质上却是是属于湘系一脉。即使是常凯申时代，常凯申都不能随意地指挥他，更不要说比常凯申更不如的何应钦宋子文之流。对于何键在长沙的窘态，远在江浙南京国民政府不是不知道，但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顶多也就嘴炮上对红军攻击一番，实质上的支援、牵制根本就半点没有。
此时的湖南局势，已开始有历史上1948年后，辽沈战役前东北格局转变的味道。不过由于红军的重点目标还是集中在福建广东交界处的沿海一线。本着“闷声发大财”的精神，红军并不想攻下“影响重大”的长沙，所以何健在长沙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
1933年时，红军主要战略目标，还是在于稳固已经到手的福建出海口。拿下云宵、东山一线后，而后开始周边发展，巩固这一带的根据地。和他们正面冲突的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很快就只能退回厦门、泉州、莆田、福建一线的沿海地区，而内陆城市和农村则大片丢失。
红军所以没有拿下从厦门到福建这一线的沿海城市，是得到了林汉的预警，英、美、日等国对红军在南方势力的迅速扩张已极为警惕，又以英国、日本为甚。日本人已不止一次地以护侨为借口想要插手福建的事务，却被因为东北事迹而警惕起来的英美联手驳了回去。但英、美两国都派出了小型舰队进驻厦门。虽然那只是轻型巡洋舰和驱逐，却不是这个时期的红军所能对付的。
在此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依旧坐壁上观地欣赏着十九路军自立的所谓“福建人民政府”的窘态，始终见死不救。倒是位于广东的陈济棠本着“唇亡齿寒”的精神发兵来源。可惜广东兵的战力实在不堪，当年六月，红军在福建、广东交界处四天内连打三仗，一气全歼了陈济棠来援的三个师，直接将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打成了落水狗，狼狈不堪地缩了回去，更丢失了广东靠近福建沿海地区的大片地盘。
此时的德国，希特勒已经尝到了在红军白军两边下注的好处。1933年上台后的希特勒开始重整德国军备，他以大举外债进行军备的方式，开始了未来了几年的“经济奇迹”。
由于汉娜的提点，德国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笔军火订单。另一方面，他们用以物易货的方式，又从红军这边卖掉了大批一战时留下的旧军火，更得以贮备了大量珍贵的战略矿产。对于红军取得福建广东的出海口，德国同样也是极为欢喜——那样就可以更顺利更便宜得到江西的钨砂和福建的稀土，不必再通过炮党的地盘周转，省了一大笔抽水的费用。
在德国人的游说下，不敢再打的十九路军和不想打的红军开始了谈判，双方很快也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停战协议，红军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东山这个稳定的出海口。
拥有了出海口后，林汉开始肆无忌惮地通过东山港向苏区走私军火各类机器设备，不过这一切都是六月份以后的事了。
以上这些，都是1933年上半时，发生在中国南方的大事件，历史在这儿被林汉这个穿越者更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而中国的北方，1933年的历史，即一如既往地顺着历史惯性不断地恶化。
去年九月红军的秋季攻势的大胜和炮党的惨败，让日本更看清了名义上的中央南京国民政府的虚弱与无能，更加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
当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山海关，比历史上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当月，日本人开始收编东北伪军为地方警备队，分驻黑龙江等县。到了第二年一月，日本以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名义，要求热河省内华军24小时内撤退。
一月三十日，日本以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名义，要求热河省内华军24小时内撤退。三天后，日军从通辽和绥中基地分三路进犯长城北部和东部整个地区，以及沿长城的一切重要关隘。
也正是来自日本的压力和由此引发民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逼得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真正地开始考虑和红军停战的念头。
而到了1933年二月，热河沦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不战而逃，日军以120余骑兵前头部队，兵不血刃，进占承德。随后当月九号，日军向长城各口进犯。国民党29军冯治安师在喜峰口抗战，29军大刀队奋勇杀敌。王以哲部在长城古北口一带与日军激战。
2月11日 国民党29军赵登禹部在长城古北口与日军激战，重创日军。
而这时，到了当月27日， 国联大会这时才跚跚来迟地谴责日本在中日战争中为“侵略者”，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林汉两年前在中国的做为，虽然延迟了九一八爆发的时间，但日本人随后在北方的行动，在1933年却反而提前了近一个月。
当林汉返回中国时，宋子文领导下的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