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起云涌”四字来形容此时大明发生的巨变，似乎还略有不及。
自从仁宗洪熙年间开始，文官们的地位就已经开始逐渐上升，直到崇祯初年所谓”众正盈朝“时，朝中甚至达到非“东林”不能独行的地步。
除此之外，眼尖的商户以结交为名登门拜访者更加与日俱增，支持文官们的开销和一切杂用，送到府上的银子更是几辈子都花不完。
这些商人或送巨额大礼，或出资金与文官日夜笙歌，有的则盯上了一些初出茅庐心智不坚的文人士子，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紧密联合的利益团体。
这个团体，一个在朝堂上官官相护，为士绅提供官方的便利和好处，另一个则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为，就连一般的官府衙门都管束不及，甚至有土皇帝之称，此为官绅、财阀集团之始。
有些人看不懂，嘉靖和万历等许多皇帝都不是傻子，他们在位时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利益团体的危害，但至今无人敢碰。
究其原因，正是历朝皇帝害怕动摇国本，在眼下这个南贼北虏、四处漏风的时候，更应该以稳定国内为上，怎么这昏君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论这次突如其来的改革如何使人不满，士子们发现，自己根本挑不出任何毛病能用在纸面上驳斥，因为能说出来的，都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的。
魏藻德致仕，新上任的内阁首辅蒋德璟与内阁立即提出整改商税、增设皇家银行、盐务司与税务司等一系列的政令。
这样一来，魏藻德肩上背了两年的大锅总算卸下来，甚至蒋德璟后背上的已经不是“锅”，而是一座“山”。
依照惯例，崇祯皇帝将其下发给群臣讨论，在朝堂群臣中“无一人言此策不可行”之后，才是勉勉强强盖章戳印，正式提出大明崇祯十九年的税收改革制度。
京畿一带为首先实行之地，各衙门驻军积极调动，光抓捕投入监牢的犯人就是以往数倍，等消息传到外省和江南，更是让众多财阀、官绅心惊胆颤，如坐针毡。
被惯出“公子病”的文官和士绅们，终于再一次见到朱家皇帝在对付贪腐与官绅结合等事上的不近人情，见识到大明朝廷强势起来的力量。
就算历朝都有增加商税征收力度，但自从太祖成祖两位强势的皇帝之后，还没有哪个皇帝有如此魄力，敢于改变祖宗成法，一副磨刀霍霍要将天下捋清的架势。
然而让一些心怀不满之人难受的是，除了一些见不得光之事以外，他们压根没有任何方法能公然与皇帝的这套改革相制约。
祖宗成法？别闹了，崇祯皇帝压根不管甚么“祖宗之法”，他能用上的才是“祖宗之法”，用不上的，那就和士子写在纸面上的话一样，根本起不到任何效用。
甚至于，这位皇帝堂而皇之把“祖宗之法”给改了删了这种荒唐事，在近两年也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以前最常用的法子就是让下面的门生故吏书写文章宣扬朝政的昏暗之初，这种事就算把皇帝说成史上最强昏君也不为过，毕竟看起来的确像疯子才会干出来的事。
崇祯皇帝是用内阁提出，而且正儿八经的经过朝议通过施行，这种方法显然已经行不通，毕竟收私盐为官办乃是天下公认的利民利国之举，商税更是历朝皆有，喷无可喷。
就算有那些不怕死的真敢把某种事情搬到台面上喊，可对崇祯皇帝的影响其实也不大。
但凡敢这么做的，无论官职有多高，无论背后站着谁，崇祯皇帝是捏住一个就弄死一个，无论自己下旨还是让底下的狗腿子厂卫神不知鬼不觉的去办，反正总归是不会留下一个活口。
前面被打掉的复社，被公然关闭的东林书院，还有去年那株连满朝数百官员的瓜蔓抄，都是让人后脊背发凉的鲜活例子。
自那之后，朝上还活着的官员每日都是庆幸，自己总算又在这昏君手下“苟”了一天，至于甚么非分之想，那更是连想的心思都不剩下。
更何况，崇祯皇帝自打甲申年以来，那是根本任何面皮都不要了，根本不在乎被多少人唾骂，更不会管甚么后世流传下去的名声。
正所谓“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眼下不要脸的还是当今皇帝，这就更让文官和士绅、商户们觉得无处下手，难受的一批。
其实崇祯皇帝在施行改革这件事上，还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在民间，一年多以来，皇家报社和三厂一卫的大力宣扬之下，起码北边几个省已经对自己这位皇帝的印象有所改观。
更何况自己在甲申年还“免赋三年”，取消了多年的辽左“三响”，在民间更是市井之徒口口相传，称为壮举的大事。
在朝堂上，刘正宗死后，最后一个东林大佬被彻底打翻，曾为东林党徒的前首辅魏藻德又已经致仕，所谓的内阁，其实就完全成了崇祯的私人盖章班子。
连续两年对东林党的清算之后，现如今朝堂上还剩下的东林党也就只剩下大猫小猫两三只，根本不能成势，更不会对崇祯的决断有任何影响。
军事方面，良乡等数次大捷，个个都是问鼎千秋，足以载入史册的战绩，再加上建立忠烈祠、军校、罪己诏等事，崇祯皇帝两次御驾亲征皆传大捷，个人威望已经极高。
西北大营和禁军如今已经全面建成，虽然战斗力还有所不足，但如高杰、白广恩、唐通、黄得功、杨御藩、黄蜚、张名振等地方将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