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深知，大明宗室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至今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积累了太多的民愤，若不尽早处理，必会危及自身。
相比崇祯皇帝用数场大捷和各种显而易见的改变逐步影响百姓对朝廷的看法而言，宗室们则完全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数百年累积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宗室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宗室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晋王府，洪武年间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将近九十万石；河南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八十万石；湖广楚王府，亦由一万石增长到三石万石。
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宗室赶尽杀绝的做法，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为朝廷分了忧。
但除此之外，陷地失藩，除了朝廷威严丧尽之外，往往又代表着此地累积两百多年的王府积蓄被流贼取走。
按崇祯皇帝的想法来看，这些钱还是自己拿着比较好。
从古至今，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华夏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
然而，皇亲国戚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如今历代所未有的局面，从仁宣年间开始，各处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逐渐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宗室贵戚。
比如崇祯皇帝就从卷宗中了解到，在嘉靖年时，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山西那些宗室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三百多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九十万石，需要供给王宗室们的则是一百五十万石。
各地官员拿不出绩效，造成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是要拿出来也很简单——“向百姓加税”就是。
加税这个事仅凭官员无法做主，但要是福王这种王爷呢，加他个几十上百种苛捐杂税来捞钱还不是说句话的事儿？
东厂和西厂调查的没错，有明一代，大明总数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
这些皇亲国戚利用自己的关系，将朝廷命令禁止的私盐、茶马等获利最多的买卖拿到手里，有司不敢加预，就算一些官员心知肚明，却也根本不敢触怒这些贵戚的眉头。
藩王们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在自己封地之中，每说出一句话，都能被那些商人和地主大做文章，继之再从商人和地主那里分得巨额利益，这便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网。
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这些宗室和巨商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比如这次五王之一的“瑞王”朱常浩，其封地的官盐私盐买卖早已尽入其手。
这些宗室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更是串通巨商，肆意操控粮米布价，牟取暴利。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宗室们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比如万历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便继续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当地官员自然不敢管老朱家的事儿。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
按崇祯皇帝所知，到现在崇祯十九年这个时候，许多地方收税权实际上已经不归朝廷，66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所有。
荒唐的是，崇祯十七年山东一省茶税只有十二两，偌大个金陵城，去年收上来的商税居然也才八两。
这种种极尽可笑之举，正表明如今在地方上宗室贵戚们和财阀的一手遮天。
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在崇祯初年，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念起乃是宗室贵胄，又把黎城县三年的商税划给平遥王府。
就是通过这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
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说的正是已死老福王朱常洵；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朱传虽然在历史上矢志抗贼，可细细一查，代王府仍然拥有房屋一千一百余所。
无论各地藩王抗贼之心如何，其王府山积的财富却是一个不少。
除了当朝皇帝以外，宗室们在各地方官府几乎个个都是土皇帝，拥有数不清的特权，他们和财阀们形成的垄断集团暴利滚滚，但是直接后果就是大明朝廷民生的日益困顿和财政的山穷水尽，直到崇祯年间彻底崩溃。
从土木堡之变开始开始，宗室展更是急剧加快，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藩王之禄”。
说起来，此时各处烽火燎原的农民军无论对待百姓如何，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对皇亲国戚和宗室毫不留情，坚决、果断、彻底。
李自成更将这种政策挥到了极致，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