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期安全度过后。新民科学奖颁给了农业所和林业所，张春亲自给于砚石和匡冰燕颁奖。
武汉市的用工荒带来了一些已经出走的商人们的回流，只是这一来一回，很多商户的家产所剩无几。他们或者与没有离开的老朋友合作，或者租用政府市场摊位，好一点的租用商场门面。对于小商人来说，湖北的税率还是划算的。
湖北汉江治理的成功也给张春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外界的报道中，对于张春慢慢从一边倒的诋毁变成了毁誉参半。支持张春的大多数都是学生，这造成全国的青年学子纷纷朝湖北涌。九月份，连武汉大学、中华大学和刚刚组建的地质大学也收满了学生。地质大学因为教学楼还没有修好，只能在露天搭建的帐篷里上课。
为了满足全省基础教育教师的不足，在中华大学傍边有开始筹建高等师范大学。
与此同时，第一军和第二军的整编工作基本完成，开始招收新兵，这是打算将两个军进行满编。除了两个野战军以外，火箭团升级为火箭师，路桥团正式组建，是一个准军事化的机械化后勤保证部队，准备每个军配备一个团。这两个兵种，对于士兵的文化程度要求非常高。
湖北的这次扩军让周边的气氛骤然紧张。
扩军的不止张春一个人。
如果说这么多年与张春不断交火，还能生存下来的，孙传芳是第一个。吃亏上当多了，孙传芳也走向了精兵之路。
两军隔得太近，就算是再避免，摩擦总会发生。何况相互侦查是部队正常的任务。
一次表面上很短暂的交火却给顾明和毛石山一个警示。
一师一团二连的侦察排落进了敌军已经设好的圈套，好在排头兵是个老兵，及时作出了反应，只是受了轻伤，并击毙了两名敌军。侦查排反击，击毙了了十多人，自己只是多了两个轻伤。可是这边都是老兵，对方居然逃出去了半数人马。撤退很有章法，不是一窝蜂，而是进退有据。
此时孙传芳已经是福建军务督理，只是因为福建地方势力庞杂，孙传芳虽然派员进驻福建，但是自己却留在湖北没动。
这次交火让双方都非常警惕。
孙传芳居然连夜将部队渡江从九江前往福建。两个师一个混成旅数万人，看上去军容整齐，已经不是过去一触即散的北洋军了。
随同孙传芳走的，还有大量的仕绅阶层。
周荫人代表吴佩孚和孙传芳到了武汉找到了顾明，说将鄂东南移交给湖北自治政府，条件是签订和平密约。
毛石山用电报告诉张春时，张春笑了：“这孙传芳、吴佩孚知道我得了地方，不会放着不管，这是为他们争取时间。不过孙传芳真的强大起来，能听吴佩孚的？放他们去吧。
骤然增加的地盘，张春建议让中共派员，以弥补干部的不足。
不过此时国共合作，中共大多数人都在国民政府里面任职。所以能来湖北的，还真不多。
李汉俊、刘仁静、邓中夏和罗章龙四个人到了湖北。李汉俊和刘仁静因为是湖北人，邓中夏和罗章龙因为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受到挫折，两个人是带着要和张春的理论一决高下的心态来的。邓中夏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批驳陈庆同关于中国**能否成功不在工人阶级而在人数更加多，更加广泛的农民的文章。
只是湖北系的人一般都进行辩驳，而是更加注重做试试。连李大钊和陈庆同也是如此。陈庆同这个宣传部长居然带着人到广东广西乡下去了。
不能辩驳，这些热血青年就想着要来湖北看看。刚好湖北发电报要人，邓中夏和罗章龙两个人就来了。
罗章龙代替林育南到了大冶，担任县委书记，县长是一个叫做秦建宜的学工业的学生，和罗章龙同岁。
原本湖北是没有设专职的县委书记，大冶是第一个，因为秦建宜是一个很好的建设性人才，但是对政务确实差一点，林育南认为秦建宜只是缺乏政务方面的经验，罗章龙只是带他一段时间而已。同时大冶也是工人最多的地方，罗章龙在大冶实习一下，对他也有好处。
林育南在黄冈乃至鄂东南也还有些威望，所以在蕲春组建黄冈专区，毕竟一时想要吃下鄂东南也不是那么容易。
刘仁静、李汉俊和邓中夏都在黄冈专区协助林育南工作，当然实际在县乡工作的都是从武汉与鄂中抽调的干部。第一军的军部也调往了蕲春，第一师也随之调到了那里，有周荣坐镇，鄂东南即使有事，问题也不会严重到什么地方。
蔡和森的土地改革和建设步伐推进非常稳，这不仅是突击武汉时临时修建的道路暴露出的冒进问题。还因为鄂东南留有大量的富户，实际民情与其它地方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人都只是少有钱财和土地，自耕农非常多，同时经商的风气很盛。蔡和森在治理武汉时，知道这种事急不得，需要有一个逐渐演变和渐进过程。再像冒进时期大规模地打击地主显然不合适。因为鄂东南的地主武装都被孙传芳带走了。土匪们也自动偃旗息鼓，有好日子过，谁愿意去当土匪？
林育南经过一年的时间，已经明白了实际工作不同于喊口号，还是实干重要，所以天天带着专区的官员跟着工作组到处转。专区政府里面除了一些文员，基本上都在下面。
当然最重要的是，新民大学的学生们起来的非常快，现在县和县以下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几乎都是这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