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什么现在中国羸弱而洋人强盛？”梁漱溟问。
“那为什么现在中国有四万万人口，而洋人整个欧洲恐怕也没这么多？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关系中人口因素导致中国社会的演变与西方有本质的区别。在西方，当一个剥削阶层出现，他的总人口极少，而被剥削阶层也不会很多。庞大的地盘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被压迫者跑就行了，比如英国人跑到美洲，现在欺负我们国家。西方就在跑和抓，杀人或者被杀，弱肉强食的状态下进行。这就是所谓自由和民主理论形成的基础。而在中国不行。
中国的剥削阶层，或者统治阶层哪怕比外国人的人口比例还要小，但是却仍然有一个庞大的基数。比如国民党多代表地主阶层。他们在人口基数中很少的一部分，可是他们一样能够组建一百万的军队啊。这个能量不是西方弄几千人就能打天下能够比拟的。如果不是我倡导裁军，中国各系军阀完全可以组建千万人的军队。而说句难听一点的话，在我们管理的地区，如果算上民兵和警察，我们的武装力量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区别。斗争的规模不是一个级别。而我们人均可利用的资源比西方少太多了，所以集体意识，组织意识，社会协调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一个政府。或者一个统治阶层适应不了这个要求时。这个政府和统治阶层就会被扔到垃圾桶里。现在的中国就处在这个时段，是中国最虚弱的时候。但是再虚弱的狮子也不是一个老鼠能够战胜的。”
“你说国民党会失败？”梁漱溟惊讶地问？
“为什么不会，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社会结构。当然如果他改。也还来得及。但是我看他们是不会改的。回到中国是虚弱还是强盛的问题，我们知道八国联军击败了清政府，但也仅是击败了清政府而已，连义和团都没能击败，义和团是被袁大总统和各地的总督大人们击败的。张之洞大人组织了南方联盟，所有的汉人官僚系统都在隔岸观火。所以八国联军的胜利对于中国来说不算什么，中国哪怕用一个山东省的力量就能击败洋人。可是袁大总统就是不。他相当总统，想当皇帝。这就是落后阶层的本性。把个人的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现在的国民党也处在这样的怪圈之中。所以你们要记住，他们的失败，不是你们的失败。不是洋人文化的胜利。而是死于我们国家的自杀。”
又是一阵哄笑。
梁漱溟和黄炎培跟着几个学生回湖北去了。
在武汉的标准字委员会搬到了南京。因为蒋介石说既然是标准字，就应该由中央政府来统一协调各专家来进行讨论。
因为这个建议是张春提起的吗。所以伍豪派人过来问张春，张春说不无不可。
由于在新民大学内，允许各种学说进行演讲，使用国际语、拼音、拉丁化文字，甚至有人建议用英语、俄语等替代中文。连已经专心著述和教学的蔡元培也烦不胜烦。王国维直接气病了，和钱玄同走路遇到都不相让。年轻的钱玄同只好弓着腰让他。
其实钱玄同开始是认为武汉政府是宣扬社会主义的政府，应该能够同意废除中文的方案，不过见了张春后改变了这个想法。而是回到了1922年提出的简化方案。王国维最后拂袖而去，拒绝参加委员会。跑到安阳继续和罗振玉和搜集整理甲骨和陆续收到的青铜器。
考古所和地质所都认为小屯可能是殷商的一个都城，原本在考古所的李济主持下要进行挖掘，但是被地质所、环境所、农学院的反对而暂停了下来。因为他们认为不仅是甲骨和青铜器才有价值。每一个时代的土壤等等都是极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古代的气候，植被，农业，冶炼，建筑等是很好的参考。
梁启超的二小子梁思永也在考古所。他见过一些出土漆器和其它物品很快地氧化，最后毁损了的例子。还有一些没有碳化的谷物也是这样。所以也建议要先建一个研究所和展览馆。一边研究一边保护一边向公众展览。
王国维则对盗掘和贩卖甲骨和文物的古董商和贩子深恶痛绝，要求军队和警察要见一个杀一个。结果和罗振玉发生了口角，因为罗振玉手中的甲骨都是从贩子手中买来的，他认为还有很多甲骨在古董商和贩子手中，要是和他们闹翻了，这些东西就全部跑到外国人手中去了。两个几十年的好友差点动手。弄得王潜明和罗孝纯两口子对这两位长辈左右为难。
由于安阳的事情，王国维责怪张春说为什么不推进到敦煌，要张春派兵把敦煌保护起来，虽然此时敦煌的的文物已经大量流失。
二月，张春给白崇禧写信贺岁，并提出了出兵前往敦煌的要求。
乌兰夫和徐向前的两个骑兵师奔袭敦煌，把还在那里逗留的外国人和一些商贩全部抓了起来。
白崇禧没有命令同样在那里的两个骑兵师抵抗。而让全军撤退到乌鲁不齐。事实上，这近十万马家军离甘肃越远，就越是只能依附白崇禧。白崇禧完成了部队的整合，开始从乌鲁木齐出发，一直杀到阿尔泰山和天山脚下，并向西南挺近，接管了喀什。白崇禧和俄国、瑞典在喀什的大使馆取得了联系，试图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援助。
很快，驻守在玉门关的徐向前就发现，新疆的骑兵开始用苏制武器换装。
乌兰夫已经去了额济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