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晶的事情被严格保密，而且涉及的人也极少。对外只是说张春第一次用了一个贴身警卫。
金壁辉的真伪不仅没有停息，新民报等一些报纸也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文章。金壁辉和四十二个刺客被定为了烈士，从各方查找姓名，被刻在了纪念堂。这算是追认的烈士。可是文章中又把种种疑问清楚地表达了出来。让各种炒作更加多了。
裕仁天皇是真的被吓住了，宣布移驾冬宫，也就是庙街的行宫。日本从古代就没有“定都”的想法，天皇居住的皇居的位置经常变更，几乎都是以该天皇的即位地为国都，并以该天皇原本居住之宫室为皇居。1869年明治天皇和维新政府从京都移驻江户，并把江户改称为东京。而这次是被迫迁都庙街。庙街也改成新京。为了掩饰这一事实，裕仁天皇发表了告国民书，说要身体力行，建设新日本。
近卫文磨被任命为新首相，负责组建内阁。因为是战时内阁，这是第二个没有党派的纯军事内阁。
连续两次组阁均没有党派参加，这使得日本国内党派势力被极大地削弱，裕仁天皇对于让金壁辉差点灭掉了整个日本高层而震怒，所以近卫内阁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天皇亲自挑选和任命，是标准的天皇内阁。
日(本国内对于东亚同文会以及支持满蒙独立和亲华势力进行大清洗。很多日本人又被迫往中国跑，真可谓劳民伤财。由于武汉政府对于真正的日本老百姓给予很好的待遇。所以赤塔、朝鲜、九州甚至琉球都有很多日本人入境。
只是武汉政府以安排工作和分配土地为由，全部分散到了各地。
张学良却担心日本间谍特务重演东北事变和东京事件，而封闭了边界。
这就是自信和不自信的差别。不过武汉政府和人民革命军的各情报部门也加强了情报工作。不过好笑的是。日本确实派了一些特务人员进入了中国，没想到，连野生动物和护林人的一关都过不了。而在所谓安全区，你根本无所遁形。中国人口与土地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中国虽然鼓励人口流动，可是每一个人的流动都有非常严格的手续。对于国外的移民就更加严格，森林和草场确实可以自由流动。条件是，你得具有那个能力，能够过得了护林人和草场管理员的监视和盘查。
很多擅自闯入森林和草场的外国人都死于非命。
其中不仅是武器装备训练程度等等问题。还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的问题等等。
一些日军和苏军的侦察兵常常在森林里死得莫名其妙。因为成群的人肯定是护林人和草场管理员重点照顾的对象，如果是自己的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规矩和习惯。不是自己人。那问题就多了。这些管理者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如果对付不了，那么军队就会出手。
不是说不能打入中国，那需要长时间的潜伏和学习适应。但是日本和苏联有时间吗？
他们没有时间。
而反观中国，有的是时间，有的是人。
最明显的是台湾，不过是几年下来，年轻人被抽走大半，分配到了内地。他们的父母也跟着走了。而外地的年轻人在台湾落户，他们的父母也随之而来。
这带来人口。文化，生活习惯，语言等等潜移默化的改变。现在近半数以上的教师，干部，学生，都成了大陆人。一个个高级官员也被换的差不多了。
台湾的情况是被动的。
而主动与内地交流的西藏和敦煌，这种速度更加快。带有半强制性的朝鲜和九州，就更加不用说了。
只是就像张国焘和秦邦宪说的，这得看人群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和汉人的人口基数，文化的融合力离开了主民族的人口基数就无从谈起。
中国森林的恐怖程度，以及中国军人的作战习惯，已经逼迫苏联和日本都在砍伐边境地区的森林，并修建防御设施，最后演变成为了大规模森林砍伐。因为他们的人口也需要耕地、矿山和工厂才能养活。
6月，武汉政府建议改组中央政府架构，废除国民党的党国制度，召开广泛的政治协商会议，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替代议会制度。并要求重新确定首都的问题。
新民报全文刊发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府构架。
这个构架是国民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但是张学良，溥仪，吉尔吉斯的潘菲诺夫决定之处武汉政府。龙云采取了观望态度。国民党党内其实分成了两派，宋子文和孙科认为中国必须统一，即便是不同意武汉政府的提议，也要拿出国民党的解决方案在第一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而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绝大多数国民党的元老认为按照武汉政府的做法，没有士绅阶层的活路，坚决反对。
蒋介石举棋不定，蒋经国在苏联时间长了，他认为中共的提议实际上走的是中间路线。他认为中共的方案是可行的，问题就是对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有多少。但是此时的国民党并不是蒋介石的，很大程度上是陈立夫兄弟的，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包括苏联，都反对中共的方案。道理很简单，谁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
尤其是美国和共济会，美国在蒋介石身上下了非常大的本钱，要飞机给飞机，要航母给航母。这一合并，虽然已经和武汉政府达成了贸易协定，但是这个协定的价值怎么也比不上蒋介石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