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自己说成是代表一切人利益的，尽管实际上他们并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战国时期，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学说和学派，主要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杨朱为代表的扬朱学派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
他们的学说都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范畴。
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各不一样，因此，他们的学说思想又有差异。
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的主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主张君民并耕之说。
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音同庸}飧{音同孙}而治。”他认为贤良的国君要和老百姓一起参加耕种才能吃饭，自己做饭吃，还得为老百姓办事。
《吕氏春秋·爱类篇》提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男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神农之教，即所谓神农之言也。”
这与孟子所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相合，内容也与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相符。
因此，可以认为《爱类篇》这条材料应该就是许行的思想。
许行还认为，如果国君不与民并耕，而是像滕文公那样，拥有储藏粮食的仓廪和存放钱财的府库，那就是损害老百姓来供养自己，这样的国君就不配说得上贤。
这是许行对当时统治者的尖锐批评和控诉。
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的提出，是由于战国时代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重视农业并亲自耕作，以救时弊。
第二、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
许行在主张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要可以用农产品直接去交换手工业产品，如帽子、锅甑和铁制农具等。
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交换时的价格是如何规定的呢?许行认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即市场上的同种物品数量相同则价格相等。
这样，市场上的各种物品的价格都有了统一的规定。比如一尺布或一斤麻、一石谷的价格是多少钱，市场上所有的布、麻、谷的单价都相应的是多少钱。
某种尺寸的鞋多少钱一双，则所有同样尺寸的鞋都是多少钱一双。
这样，在市场上的同种物品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这就是“市贾不二”。
许行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受欺骗。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
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共同劳动思想。
它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这种主张却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许行的主张与儒家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他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反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原望。
这种主张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更激进一些。
杨朱代表的是小块土地私有者的利益，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虽有也不多，仅靠两手劳动维护生活。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许行对社会分工和价值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孟子的“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建筑在劳动人民付出血汗代价基础上的。
随着阶级的消亡，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会逐步消失。
孟子抓住许行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弱点，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脑力劳动者和剥削者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时而把它说成是“天下之通义”，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从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许行的价格论只注意到了物品的数量{长短、多寡、大小等}而忽视了物品的质量。
这说明许行并不了解生产品价格构成的原理，因此他的价格论只能流于空想而根本不能实行。
孟子强调了同种物品的质量相差悬殊很大，生产同种物品，所需付出的劳动的多少也很悬殊。
他抓住许行价格论的这个漏洞，认为许行把不同质量的物品规定相同的价格，就会造成天下大乱。
生产质量不同的产品要付出不同的劳动，如果市场规定的价格是一样，那么，质量高的产品就会没有人生产。
?因此，孟子认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就是说，用许行的办法，结果会使人互相弄虚作假，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这里，孟子夸大了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