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审查郭桓一案的官员。叫做吴庸，这也是一名老臣子了。曾担任过元河南行省右丞。徐达北伐时，吴庸退保彰德林虑州西北二十余里的“蚁尖寨”，拥兵一万一千六百人、民三千五百二十人，明军数攻不下，但经过审时度势后，吴庸选择了放下武器投降！其后，历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浙江金华府知府，这时担任刑部右审刑。官是越做越小。本来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小官，由于郭桓一案，现在显得权大了，厉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的大明时代，把大明司法人员的办公地点安排到了南京城外的玄武湖畔，大约是嫌他们晦气！也怕拷问人犯的惨叫声惊扰了南京市民的清梦！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于太平门外，名其所曰贯城。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都察院是监察百官和天下官员、民间疾苦，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现问题。负责弹劾，也负责明冤；刑部就是拿获、拘押、审问人犯，获取人证、物证、口供等证据，并依照《大明律》给出初步判决意见。然后必须转交大理寺复审，发现疑点，防止徇私或者是误判；即便如此。还是怕误杀人犯，于是又增加了一个机构叫审刑司。主管从大理寺转过来的案件进行复审，并终审！以小管大！与军方有关的案件。则先由五军断事官负责，这是为了专业和保密！凡遇大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单位共同会审，这叫“三堂会审”。三法司会审，已经是大案、要案了。但郭桓一案，享受的是“五堂会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全部运转，审刑司终审！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经过吴庸等人的大力追查，牵扯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问题！除了郭桓外，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纷纷被查出严重经济问题，有贪污受贿等严重**行为，人赃俱获，百无抵赖。全国轰动！紧接着，依据口供，顺藤摸瓜，案中案迅速向各省蔓延，主要蔓延方向却不是意想中的北平省，而是京师南京附近的江浙地区。一揭盖子，一幕幕经济丑闻被大白于天下！户部财政出现高达二千四百余万石，相当于现在大明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填补的巨大亏空！怎么有这么大的黑窟窿？
洪武十八年是最多事的一年，徐达病重是一件事，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重新开始了中断十四年的科举考试，开科取士。
全国等待了十四年的士子们齐聚京师，却又等待来了另外一件最轰动的事情，那就是郭桓案的爆发，前面说过，北方的士子本来和南方的士子有着各方面的矛盾，虽然最后被安抚下去了，但是一听说郭桓案被皇帝昭告天下的消息，立即就像是点着了火药桶一样。
一帮青年莘莘学子，对于反贪污，反**的热情可想而知，口号喊得震天响！坚决抓出北平的大鱼来！虽然，后来的调查结果指向却是他们近在咫尺的应天府、苏州府等地。
江南和北方的士子，在两边互相谩骂，互相指责中，裂痕越来越大。一直搞到京师中动荡起来。
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好硬起了铁碗，借两颗大官的人头平息了这次学chao，一颗是户部侍郎郭桓的，另一颗就是吏部尚书余熂的！郭桓被杀于三月二十八i，余熂被杀于四月初六i，仅仅相隔8天。
户部侍郎郭桓虽然很快被杀，但是，郭桓的死，并没有给郭桓一案划上句号。
“兴王之五府州”是老朱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分别是应天府、镇江府、宁国府、太平府、广德州，都在长江以南。长期以来，五府州负担沉重，无论是粮饷供应，兵员补充，还是民夫差役，百姓苦啊！朱元璋也是念旧的，跟老革命根据地人民有感情！遂下令对这些地区不定期实行免征皇粮国税，以修养生息。
实际运行结果呢，洪武十七年的夏税秋粮，五府州真正实现了全免，没有一粒粮食提交到国库。难道当地官田已经没有多少了吗？不是，名下还有几十万亩之多。那么是当地官僚忘记对官田减半征收了吗？不是。他们实际上还是开展了向下面的官田的征收工作。那当年征收的粮食又跑到哪里去了？用于填补历年亏空，再就是上下级官僚得些好处。
而被吴庸等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勾结户部官郭桓等，将其作弊私分了！这是京师周边。眼鼻子底下的事情。还有稍远一点的地区-浙西地区，揭露出来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一块是原来张士诚的地盘，包括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当时惯称“浙西四府”，为海内最富，全世界最为肥得流油的地方！明初单独划出建立了新的浙江省以后，所谓的浙西四府却被划在了直隶省，与浙江省无干！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初六，为平衡地方财政。才把直隶原属的嘉兴、湖州二府改隶浙江省管辖。在此之后，把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三地算作是浙西！
洪武十七年，苏州府年交粮二百八十万石，松江府年交粮一百二十万石，常州府年交粮五十万石，三府合计四百五十万石！全国总计则是二千九百四十万石左右。苏州一府，比浙江全省交纳的二百七十五万石还多。但是，郭桓等忙活了一年，只从这三府收上来粮食六十万石。其他的是大明宝钞八十万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