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仔细查下去，发现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官府正式人员似乎也像很多时代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表面上调查所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松江府的正吏不过十五名，一等临时工“经书”常有二百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大明建国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二千八百七十一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大明王朝的每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明初，在皇帝朱元璋吏治森严，**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白员为正员的三倍。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藉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本人、“管干”本人、“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徒。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而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就是用来对付这班人的。
《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锭等于一百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通过庞煌制造的高速印刷机械，刊发了无数份发行全国，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把这种局面比喻为一盘棋，那么，延续千年的棋局上出现了朱元璋的新杀着。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官吏捆来。再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