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崇道之说，更是无可辩驳，唐明皇把道教的地位放在儒、佛之上。给老子加的尊号是“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比孔子的文宣王封号高出许多。老子既然称“皇帝”，祭祀老子的玄元庙也就升格为宫，老子之后的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被封为“四真人”，其著作不再列入子书而称“经”。
开元二十五年，唐明皇下令置玄学博士，在科举中第一次出现了道举，考试办法依明经举。玄宗还在中央设立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作为研究道学理论、培养道学人才的地方。后来，又将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改为学士。玄宗对道学颇有研究，他曾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并令天下庶人家，每户必备《道德经》一部。
天宝之后，唐明皇崇道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年举行郊祀典礼，首先到太清宫朝拜老子。次日，享太庙，祭祀李唐王室列祖列宗。次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但是说不抑佛就还要智光和尚进行解释了。
因为在开元初年，唐明皇曾下令沙汰僧尼，限制兴建佛寺，禁止铸像写经。这些抑佛措施，是在武则天末年以来，佛教势力过分膨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危及李唐王室，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定情况下实施的。
但是智光和尚怎么能说唐明皇不抑佛呢？
看出了朱标的疑惑，早有准备的智光和尚解释道：“开元三十年继颁布御注《道德经》后，明皇又把《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事实上。除开元初期极短暂的“抑佛”外，唐明皇帝并不限制佛教的发展。开元二十六年曾诏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两寺。次年。又敕天下僧尼遇国忌日就龙兴寺行香、散斋，千秋节就开元寺祝寿。”
智光为什么一直拿唐朝的历史状况教导朱标。这也是庞煌的一个漏洞，他以唐朝时道教为国教这一点，进行了大肆的宣传，在很多人的眼里，建文皇帝是继承和发扬盛唐时的政策，而潜心钻研数十年的智光很容易的就在其中找到了破绽。
智光说的都是事实，他也想通过太子将这些事实传到皇帝或者更多人的耳朵里。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盛唐道教虽然是国教，但也未抑制佛教发展。而盛唐在士大夫眼里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影响力是很大的。
他试图暗示皇帝和天下，要留一些余地给佛教，希望不要再次出现灭佛的举动，在如此的国家机器面前，如果惨剧再次发生，佛教很难支撑下去了。这个举动机会虽然渺茫，但只是智光转移大家视线的一个小伎俩而已，只是他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隐瞒了一部分的事实。
在僧道之间，唐明皇虽然不特别歧视僧尼，往往一视同仁。天宝三年。曾经令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送开元观和开元寺。表面上是把佛、道两教摆平的。
但是在背后，却隐藏着佛教的一些不能明言的污垢。原来唐明皇在开元时的抑制佛教之所以最后一视同仁，却是和佛教的密宗传入大唐息息相关。
唐明皇对密宗有兴趣。主要是因为密宗和佛教的其他派别不同，传统的佛教是禁欲的。讲究不近女色，刻苦修行。密宗则不然，它公开宣称：“随诸众生种种**，令得欢喜”，把女性当做“修学密法”的必要条件和不可缺少的伴侣。因而有佛母、明妃、欢喜金刚、各种“天女”等不同名目，这些做法使唐明皇找到了追求现世享乐、纵qing声色的借口，给他骄奢淫逸的生活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当然也就会得到唐明皇的青睐。
这样以来，才使唐明皇对佛教开放了部分限制，做出了不抑佛的举动，也是对密宗青睐下一种爱屋及乌的动作。
智光和尚隐晦的言语，很快的通过了各种渠道传至皇城之内，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十分明白对方的意思，想用唐朝崇道还不抑佛的典故，暗示他这个皇帝，做事情不要太激进，不能把事情做绝，因为宗教不但是国事，而不是家事。
有点怒极反笑的感觉，二十多年来，已经很少有人这么隐晦的暗示自己了，尤其是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和尚，尤其拿着自己的儿子做挡箭牌。
但是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智光是怎么蛊惑的儿子，所以朱元璋暂时没有打算对付暂时冒头的佛教，也没有再诏谕张宇清严查北平布道不力的事情。他需要时间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
佛教绝不能和道教并存，这并不是朱元璋因为自己的出身而对佛教有所成见，所谓乱世道、盛世佛，朱元璋也读过不少书，就是看不惯佛教在国家危难时期避世，而到国家繁荣昌盛时站出来又要兴风作浪。
而且，朱元璋在前几年一直很听从庞煌的意见，由于庞煌对于宗教的了解不多，待到面对这个问题之后虽然进行了恶补，但依旧是处于半懂不懂的状态，所以索性就认住死理，以发展本土宗教为主。其实在庞煌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过一次剧烈的运动，将佛教完全并入道教为一个分支，不过这个工程过于浩大，他一直没有下决心而已。
不过智光的举动已经算是点燃了导火索，朱元璋也在暗暗的进行着。
宗教的事情告一段落，只要智光露出一点有关皇嗣的破绽，庞煌就会痛下决心。作为皇帝，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决定，总不能天天把时间都浪费在宗教问题上。
洪武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