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
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因此这个官儿不大，但这类职位在明朝前途光明，较容易升迁为高官，但前提是有政绩，在翰林院什么是政绩，编修史书无疑是最大的功绩了，所以每年的科举后，朝廷总会让那些有才学学子，进入翰林院，编修前朝或者本朝的史书、会典、史稿、好获得升迁的资历。
王直永乐二年进士。授修撰。历事明仁宗、宣宗二朝，累升至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在这个位置待了有些年月，早就想挪挪位置，因此这次的编修《元史》格外的用心，他先让曾鹤龄等人将元朝各类典籍从国库中寻出，其中包括《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除此之外，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如此耗费了一番功夫后，才着手编修工作，由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
到元朝问鼎中原后，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元世祖中统二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当年朱元璋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但当年编修任务极重，宋濂虽说是饱学之士，但存在不少错误，这还包含不少史料的真假，为此，他们花费了数月功夫，去伪存真，算是得出满意的结论。
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至今的《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这些都是他编修《元史》的材料来源，与原先的史书相比，这次他尽量做得史料丰富，查漏补缺，凭着这个要求，整本《元史》竟花费了原本两倍的时间。
不过慢工出细活这话儿一点都不错，明初编修的《元史》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
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对于这类问题，王直并没有盲目的采用，而是听从了杨峥的建议，对需要推敲的地方，先是查阅资料，然后结合史书前后，细细推演，再者进行考证，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极好的完善。
当然了，这些问题，并不是大问题，最让编修人头疼的莫过于，朱元璋在让人修《元史》时，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tai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tai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
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让他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好在杨峥从中给了提醒，元朝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