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本书自从出现后，谣言便满天飞，到后来不知怎么就落在了黎家的身上，说什么黎家大公子如何勾搭，如何不顾廉耻与朝廷某某大臣后院有染，说的有鼻子有眼睛，弄得满朝文武百官一时对自家的后院好生怀疑，一时京城官员家中没少安宁过，一时让黎利伤透了脑筋，偏生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事情就是那么发生一样，可恨的是这种事情，他还反驳不得，不然那些大臣们指不定信了几分。
短短几日的功夫，他这个昔日人人敬仰的大英雄，瞬间便变成了一个好色如命的昏君了，若说朝廷之上的大臣到也罢了，毕竟是谣言也就几日的功夫，等日子已久，也就没人在乎了，可百姓却不这么看，这么想，在大明添油加醋，也不知从那里弄来了那么多的香艳的故事，卖力的宣传下，由不得这些百姓不信了，几日的功夫，往日那个高高在上，英雄了得的皇帝形象，就此倒塌，让素来注重名声的黎利恨不得将写这种小报人碎尸万段，他不是没找人查过，可查来查去，也只知道从书中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交州城内，可到底是谁所写，却摸不着头脑，最后也仅从《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
在大明，“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如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
在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
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
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后来经过几个汉学家好生推测，此人便是明朝浙江一代的大才子，最后的目光无不落在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杨大人的身上了。
这个结果着实让黎利有些意外，对于杨大人也十分的鄙视，但对方给自己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预料的，他本是个爱惜自己的名声，结果名声没有自己手段玷污，反而被一本邪恶之书给糟蹋成一片狼藉，心头的愤怒可想而知了，但他终究是非常之人，心头痛恨归痛恨，但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手段高明，如今他的这些fēng_liú韵事，在京城不仅仅是传唱那么简单的，早有人将《jin瓶梅》编成说书的，在京城的天香茶楼一日一说，据说因为这《jin瓶梅》的故事，整个茶楼是人满为患，酒楼的掌柜的很是发了一笔横财，其他酒肆、勾栏、商铺，酒家是有样学样一时无人不知《金瓶梅》，颇有平生不诵《jin瓶梅》，纵称书生也枉然”，让他好生气恼。
要说这些还不算太要紧的，毕竟是一点fēng_liú韵事，百姓说说笑笑未必会当真，可黎家父子谋杀陈鹄父子的事情，就不那么好办啊，这是大是大非的事情，若处理不好，引起的后果不言而喻，不说那些百姓，便是这帮认死理的读书人就不好应付，杀阮鹰已让他们心头生出不满，若再任由杀陈鹄的事情坐实了，这人心可就不好说了，虽说此事人人心头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知道归知道，却上不得明面，不能大白于天下，所以他才急着召见群臣商议对策，可这帮读书人平日里倒是能言善辩，这会儿却是一言不发，差点没让他杀人，总算是耐着性子将这口气忍了下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杀了阮鹰，这帮读书人对自己开始有了隔阂，本以为至少会敷衍一下，却不想这帮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一下，摆明了就是不信任他。
心头虽有气恼，可毕竟是刚刚登基，已杀了阮鹰，若再杀人，未免引起天下读书人的不满，再者外患未除，自己内部乱了，给了外人的可乘之机，这是他万万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口气他强行忍了下去，只等除了外患，再来收拾了。
听皇帝的语气还算平稳，范文巧不由大松了一口气，他一直有些担心，皇帝因为被这些谣言所左右，而六科的官儿明显对皇帝有看法，自是不愿意出什么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