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不仁义，天下都是这样。所以说是救弊。如果案子是争谁说得错， 与其委屈乡官， 不如委屈老百姓，这是为了让当官的体面。这么做看似不公平，实则是最公平的，苏州的权、势、财都在富户、大户手中，天下四得其三，贫苦百姓遇事唯一能靠的就是官府，倘若官府是一个愚蠢昏庸之人的官吏，百姓所以靠的官府，怕也没了保障，这时候他们只能自己解决，可面对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富户、大户，百姓根本无胜算，这里面固然有天下的不公，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没有认为的因素，吴中多刁民，性情凶顽好健讼，一
些刁民读书无望，便充当了讼师，其中的危害，况大人身为知府，平日里断案无数，比我可清楚多了？“
况钟点了点头，所谓的讼师，其实就是帮大户人家打官司的讼棍，朝廷断案看似简单，实则过程很复杂，寻常百姓，倘若要严格规定凡是诉讼活动都必须当事人自行进行诉讼活动，不得有代理人代为办理。除了妇女、老幼、现任或退休官员及士大夫，可以由家人代为出庭应诉，其他人一律都要亲自出庭。即使是请人书写诉状，代写人也不得对诉讼事实、情节有所加减。
从唐代时，对讼师多有约束，并专门设有“为人作辞牒”的律条：“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为人代写诉状要负担诬告反坐的刑事责任。而宋朝法律则直接规定代人诉讼为犯罪，景德二年诏规定：各类人物告讼与己无关的事就要处以决杖、“枷项令众”十日。经常为人告讼、情节严重的，要上报皇帝，决杖后配军籍。
除了直接替人诉讼外，向人传授诉讼的知识更被视为大罪，南宋绍兴十三年（敕规定：凡是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者，处杖一百。并允许告发。再犯者，不得因大赦减免刑罚，一律要“邻州编管”。从学者，各处杖八十。南宋有一本收录司法官员判中专设“哗徒”、“把持”等门类，收集了不少惩治讼师的书判。大明延续前朝的规矩，专设“教唆词讼”条：凡教唆词讼、或者为别人写作词状时有增减情罪情况的，就要作为诬告罪处理。接受委托人财产酬谢的，计赃以受财枉法罪从重论处，处罚甚是严重，洪武时，讼师倒也安分守己，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早些年的约束，早已被人忘记，所以越来越多的讼师为报酬，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委托人想打赢官司他就有办法让他赢，想让人罪名成立他也有办法使人身败名裂。弄得苏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而且苏州讼师还有一大特色，极少是帮百姓打官司的，大多数为了钱财，权势依附与豪门大户，所以杨峥所说一旦碰上了不能真心为民的好官，百姓算得上状告无门了，根本无公平可言，日积月累，百姓对朝廷也就失去了本该有的信任，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无不将田地转入豪门大户之下，寻得保护，这样的结果，如其说是豪门大户集聚天下天时地利人和所为外，更大的原因在于官府断案的不公平所造成的结果，他来苏州之前，就听过苏州有富户凭着打官司发家致富的事情，说是百姓讼其夺产，府县官偏听乡宦官绅之言，每每判小民败诉。其他富户、大户有样学样，使得讼棍之风愈演愈烈，百姓官司打不赢，田产夺不会不说，还要陪进去大笔的银子，久而久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
见况钟面露沉思之色，杨峥并没有急着说下去，他这套看似不公平的理论，早就经过了大明朝第一清官海大人亲自验证过，虽说当时海瑞在苏州的表现不尽人意，无数的豪门大户纷纷举家逃跑，有劣迹的官员听到消息不用海瑞动手，自己主动离职退休，等到海瑞来时，已经是一片狼藉。但不得不说，他这套“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的理念，对苏州的百姓来说却是最公平的，比起豪门大户的权势、财富、地位，平头小老百姓所有的也不过是朝廷给的一亩三分地而已，这是他们为止奋斗的资产，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他们所求的并不多，仅仅是维护自己的资产在自己的手中，能让自己活下去，海大人针对这一点，做到了经济资产的两可案件中，尽量保护经济弱势一方，说到底是维护了他们的利益，落入了他们的眼中，海大人无疑是世间最好的青天大老爷，加上海瑞严于律己，道德上毫无瑕疵，这样的人不是好官，谁是好官。
要说海瑞有多大的本事，历史早已公论，但要说海瑞不是最公平的清官，估计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
就在他思索这会儿功夫，况钟似想明白了杨大人所给的六个差别，冲着他点了点头道：“卑职受教了？”
杨峥正要客套两句，忽听得一旁的邹亮抱拳道：“卑职还有些不解？“
杨峥哦了声，道：“邹大人何处不解，只管说来？“
邹亮稍作酝酿了片刻，斟酌着用词说道：“若按大人说法，在苏州断案只需按照百姓说话才算是公平么？“
杨峥道：“话不能这么说，苏州富商好的也不是没有，可毕竟是少数，与苏州穷苦百姓相比，他们还是有些话语权的，我这么做，是针对大多数的百姓而言，在面对地主豪强，王侯公孙，他们终究是弱势群体，上了公堂，总是要吃些亏的，就那苏州来说吧，这些年为何挤压了这么多案子没能审理清楚，并非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