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请放心？我会用最快的手段送到内阁的？“况钟道。
杨峥知道况大人出任苏州知府的时候，宣宗皇帝为他颁发了敕书。在敕书中，皇帝对他们到任后的政务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奏章可直达御前，也就是说可以越级直接与皇帝联系，表明了皇帝对他们施政的支持，他相信自己这份奏折定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皇帝的龙案上，至于皇帝看完后的态度如何，用不着多说杨大人都能猜出个大概。
况钟细细看了一遍，便小心的收起了奏折，便要离开，却不想杨大人喊住了他。
刚刚转身离开的况大人不得不重新返回身子，面对杨大人问道：“大人可还有事？”
杨大人故作神秘的一笑，道：“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只是最近有几个百姓看着本官遭受的遭遇有些不忿，想着要上访为本官讨回公道，你也知道，本官是那种劳民伤财的人么，这事儿自然没答应，可苏州百姓淳朴啊，愣是拉着本官不走，本官虽是铁面无情，可也不能寒了百姓的心不是，便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只是这事儿太过耗费心里，百姓如今都吃不上饭了，身为朝廷命官，哪能让他们去吃这个苦头呢，所以说服他们不可上访，有什么不满，有什么话儿，大可对本官说一说，本官找人给他们写下来，好送给皇帝看一看，这事儿是本官答应他们，按说是因为我去做，可你看到了，本官巡抚江南，公务之多不亚于宰辅，着实抽不开功夫，但又不能耽搁了百姓的事情，所以这事儿还请况大人一块给办了吧？”
杨大人叨叨絮絮了半天，况大人却听得有些哭笑不得，上访自古便有，古史记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汉代，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这种绕过层层朝廷衙门而直达最皇帝内阁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访”。宋代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访群众，处理访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皇帝直接审阅。可以说，这是一种古风，只不过自古百姓畏官如虎，极少有百姓敢这么做，以至于延续下来的这种权利，渐渐被人遗忘，等到本朝的时候，洪武爷重新提上了朝堂之上，洪武自幼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其主政的三十年里，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为了更全面的打击贪官，洪武爷干脆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访”。他在《大诰#8226；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访；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访，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他甚至鼓励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截访”，就治以诛灭家族的重罪，如此严酷的手段下，大明初年百姓也是最风光的时候，但凡官员有任何的不检点，百姓便可手持一本《大诰》上京城高御状，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可此等手段洪武爷仍不放心，为了防止官员趁着百姓告官之时，毁灭证据，洪武爷甚至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并将此规定在《大诰》中加以明确：“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算是对百姓极为优待的，为了彰显其决心，他甚至不惜亲自问了一个案子，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得知消息的朱元璋非常高兴，不但亲切接见了陈寿六，还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其杂役三年。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在如此三令五申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