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从广宁之战到杀“无粮人“
的确，此时的明王朝，财政破产，内忧外患，各种利益集团把国家折腾得千疮百孔，某些人甚至认为，明王朝的完蛋是必然了。所以“明亡清兴”也是一种“必然”，阎崇年老师还专门撰写了一本书——《明亡清兴六十年》。
嗯，明亡，的确是一种必然，而“清兴”则未必。从广宁之战到野猪皮杀“无粮人“这一段时期，是后金军事上取得胜利，政治上遭到严重失败的时期，野猪皮把辽东折腾得连年饥荒，遍地饿殍。
野猪皮和他的邪恶帝国的历史，根本就是血腥、屠戮的历史。
野猪皮率领他的族人，跟在“大反派”李成梁身后，充当李成梁的仆从军，如果说李成梁是个大坏蛋，那么但凡李成梁做了什么坏事，全都有野猪皮一份。所谓的野猪皮“捅一”满族，实际上整个过程不过是狐假虎威，跟在跟在“大反派”李成梁身后为非作歹，借鸡生蛋，扩充自己的势力。
今天所谓的“历史学家”们从来不会让人们知道，野猪皮所谓的“八旗”，其实就是李成梁将门集团的一部分。采用的就是李成梁辽东军所采用的将门模式的少数民族版本。靠着李成梁的帮忙，野猪皮把周边的海西女真、蒙古人、朝鲜人、汉人、野人女真挨个屠戮抢掠了个遍，侥幸没被屠戮的幸存者，被他按将门模式“整合”为“八旗”，成了他的狗奴才，跟着他再去抢掠别人。
今天所谓的“历史学家”总是吹嘘“女真不满万，满万无可敌”啥的，把他们吹嘘成“游牧民族”。事实上，女真不是游牧民族，而是渔猎民族，而八旗，既不是游牧民族，也不是渔猎民族，他们和几百年前创立金国的游牧民族女真人压根不是一回事，他们是野猪皮家族的家奴，按将门模式整合在一起的家奴。
因此，说是野猪皮“捅一”了满族，实际上，绝大多数满族人，其祖先都是在野猪皮家族的屠戮、抢掠后幸存下来的，也就是说，野猪皮实际上对满族人民的祖先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而在这一时期，毛文龙在朝鲜的帮助下，把从辽东逃亡过来的辽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在野猪皮的屁股后面建立起一个敌后根据地——东江镇。这个军镇从建立之始，就没得到过明王朝的多少支持，他们得到的粮饷，是辽西将门的零头，他们几年下来领到的粮饷也就一百多万两，而辽西那边明王朝每年都要砸进几百万两。
但是，东江镇收容了上百万辽民，这些不甘当亡国奴的辽民和野猪皮强盗集团仇深似海，在东江镇的组织下，他们采取一切手段袭击后金军。由于东江镇的存在，野猪皮强盗集团不仅边境不稳，内部也频繁出事，不甘受奴役的辽东汉民大量逃亡，甚至激烈反抗，隔三差五地向野猪皮的军队和“诸申”投毒，继而发展到小规模的偷袭，造成野猪皮的八旗奴才们伤亡。
同时，明王朝利用蒙古男人不甘寂寞，崇拜武力，凶狠好斗的天性，大量招募蒙古人加入明军，并花钱向那些天生喜欢打打杀杀的蒙古部族收购野猪皮士兵或“诸申”的人头，一个人头十两银子，这买命钱其实不高，可蒙古人却抢着干，一时间野猪皮统治区遭到蒙古雇佣军和辽东汉民游击队、东江镇游击队的频繁袭击。
这种袭击，每次造成野猪皮的旗人诸申人员损失并不是特别大，但频率实在太高，很容易造成旗人的恐慌，野猪皮被折腾得焦头烂额，他不得不下令，他的“诸申”不许单身行走，必须十人以上结伴而行，否则罚银子若干。同时，疯狂屠杀反抗他邪恶统治的汉人，常常牵连杀死的不仅仅是肇事者一人，而是成家成族地处死。
《满文老档》上有这样的记载：
第三十九册天命七年三月
十一日
……
是日降尽谕曰：“诸申、汉、蒙三国业已合，然三国之光棍盗贼，尚无畏忌。於凤凰城地方，汉人见放牧之人少，即用棍棒击杀之。至盖州地方清点人数，因派出之人少，有乌里堪及纳齐布牛录之二人，被汉人所杀。善延岛之三人前往广宁，被自兀鲁特国来之台吉索诺木所属蒙古人杀害。由锦州迁来之户人四人，被盖州之人杀害。嗣后各处行人，不可过少，务以十人结队而行。如此，则光棍盗贼不敢起杀人之念矣。若结夥不足十人，而九人同行，见者即拿之。罚银九钱，八人者罚银八钱，七人者罚银七钱，一人者罚银五钱。”
在明王朝的三方封锁、蒙古雇佣军袭击、辽东汉民在东江镇支援下激烈反抗等因素联合作用下，野猪皮集团的扩张到头了。
野猪皮的僵尸模式，利益分配类似于现代传销，即底层冤大头为其从野猪皮、亲王贝勒、官僚、旗人到汉奸的所有上层买单。
一旦野猪皮被封锁，底层冤大头无法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下一级的冤大头，这个模式就要陷入瘫痪乃至崩溃。
一开始，野猪皮也不知道这些招数的厉害，还道伤亡不是很大，他也不是很在意，还有闲工夫大兴土木，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
但他面对汉人的反抗和逃亡，还是采取了措施：杀戮、集中迁移百姓，具体措施，类似几百年后蝗军搞的“集团部落”和“无人区”政策。
《满文老档》记载：
1623年四月十二日：
李驸马(铁杆汉奸李永芳)曰：“尔等南方各地之人，为何叛逃？诸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