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此澳门有了葡萄牙人，但澳门在明朝并不算是割地，严格的讲，只能算是一个允许外国人居住的经济特区。明朝在澳门一直设立着税卡和官署，每年凡是往来货物交易，皆要向市舶司缴纳赋税，否则就将罚款扣船，为了获得在澳门居住的权力，葡萄牙人每年还要支付大笔租金——大体上类似于后世海外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和中国城，或者更古老的唐宋时代，广州和泉州那些聚居着阿拉伯商人的“藩坊”。
当然，在盘踞澳门之后，葡萄牙人也不是一直就那么老实。事实上，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在澳门修筑堡垒和炮台，拖欠租金，尝试挑衅大明朝廷的底线。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葡萄牙人在澳门新落成的天主教堂上，居然挂起了“圣母踏龙头”的塑像。意在把中国踩在脚下。结果彻底激怒了广州官府，当时明朝的两广总兵、抗倭名将俞大猷更是摩拳擦掌，企图再立新功，一举将当地葡萄牙人剿灭。
澳门的葡萄牙人闻讯之后，顿时吓坏了——在屡屡碰壁之后，他们已经深知大明朝不好惹，于是赶紧连忙求见明朝广东海道副使莫吉亨，又是诚心悔罪，又拿出大笔金银孝敬地方官员，不但了补缴往年拖欠的租金，还主动提高了之后每年缴纳的租金。至于那座惹出乱子的“圣母踏龙头”的塑像，也被葡萄牙人主动捣毁。此事平息之后，明朝官府警告葡萄牙人，如果他们在澳门再有违法行为，将以“连坐法”论处。
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对明朝历任的两广总督都格外乖巧，每年都不忘送上大笔孝敬的金银。至于缴纳给香山县的地租、火耗和各类加派，也不敢拖欠。而另一方面，本着无为而治的宗旨，只要没有闹出人命官司，老老实实地足额缴纳租金赋税和例行“孝敬”，接下来的历任广东地方官也都对葡萄牙人不怎么在意。
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了葡萄牙人的定居，但在主权问题上，明朝官府却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拒葡萄牙人早就在澳门设立总署，派驻官吏，各路海盗也在澳门有代理人活动。但从法理上说，澳门这地方一直还是处于大明的法律管辖之下的，若是官府一纸缉拿文书过来，葡萄牙总督必须要遵命捕拿移送，若是香山县令是个强项令，搞不好还会亲自带人进城抓捕。就算是总督也没法庇护。
相比之下，晚清时代被强行租借出去的香港、胶州湾、旅顺，还有各大城市内的外国租界，说是租用，其实是强占，各国洋人们可都没有向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缴纳过半毛钱的地租。
直到鸦片战争后，澳门的葡萄牙人才逐渐胆大起来，先是赖掉租金不交，然后又驱逐清朝在澳门设立的官署和驻扎的军队，最终强迫清政府于1887年签订《中葡会议早约》和《中葡友好通商协定》，正式确定了澳门是葡萄牙领土——所以，历史上中国丢失澳门的罪责，也应由满清政府来承担。
言归正传，在明朝的时候，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没有近代那种帝国主义列强的嚣张气焰，倒是谨小慎微得好似小媳妇——以他们在澳门的军事实力，确实是足以扫荡防务空虚的周边数县，甚至挥师深入珠江，炮击广州……但这除了导致商路断绝之外，又能有什么意义？他们是来做生意求财的，不是来烧钱打仗当征服者的。如今的葡萄牙人早已明白，以他们在东方的可怜兵力，想要征服中国根本就是做梦。
更别提在如今这年头，他们连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本土都被西班牙给吞了（到1640年才成功复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等于是成了亡国奴，哪里还能在其它国家的人面前硬气得起来？
所以，刘朝佐县令刚到澳门，在验证了身份之后，当地的葡萄牙商会就把五百两地租银子和十五两“火耗”如数送上，此外还有一份孝敬县令的礼物。然后，又有寓居澳门的几家华人海商闻讯之后，争相设宴款待县令，让一路上风餐露宿的刘朝佐一时间乐得找不着北，当即喝得酩酊大醉。等到醒来的时候，时辰已晚，实在没法再赶路回县里，于是就在澳门一家黄姓商人的宅邸里留宿了一夜。
然后，等到一觉醒来，大明县令刘朝佐就变成了无限空间轮回者刘朝佐……对于自己这个新人成了县令这件事，刘朝佐倒是没什么疑问：以他的经验，为了提高新人在第一个剧情世界的安全系数，防止队员内部的自相残杀——主要是资深者杀戮新人，“主神”系统往往会给新人安排一个地位较高的身份。但这还是没有解决刘朝佐的疑问——他这是在什么剧情世界里？轮回队伍的其他成员又到哪儿去了？
带着满腹的疑惑，他起身在小院里转了一圈，除了几个怎么看都不像现代人的本地苦力，在厢房里熟睡之外，没找到任何无限空间轮回者的踪迹。而更让刘朝佐感到惊悚的是，他手上戴着的主神腕表上也失踪是一片空白：莫非连这玩意儿也会出质量问题？主神！我要投诉！这东西有保修吗？
此外，由于找不到任何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