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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八章隐户

乌爱农道:“自古以来,大朝丁口统算,唯汉、唐二代为盛。所计户口,部分州县,官员为冒政绩,或故意充增户口,部分州县,官员为隐赋税,则故意减削户口,如此层层上报,最后户部再行汇总,朝中大臣会就帝皇当时之好恶、时局之需要,再行修饰增删,最后所得数字载于史册者,即当日呈禀人君者,此数字只能作人君参监,而不可以为即是本来数字也。”

张迈听得有些唏嘘,然而想想后世的人口普查的那些做法也就释然——千年之后尚如此,如何能够苛求统计技术远远落后的古人?

却听乌爱农继续说道:“大体而言,政治宽仁则户口渐显,政治苛猛则户口渐隐。为何?政治宽仁,编入户籍者光明正大,可受律法保障,经商有凭,读书有份,好处较多,故户口渐显;政治苛猛,则法不护民,读书入仕之途不畅,编入户籍者受尽盘剥,坏处较多,故户口渐隐。”

张迈又点了点头,道:“那河西这百余年来,户口是渐隐的了。”

“是,”乌爱农道:“河西丁口本数,至开元年间极盛,其时不止本地汉民极多,且河西地处丝路要道,往来商人、小贩数量极众,即以甘州张掖为例,当年巅峰之时,每月过关人数不啻万计,此则往来流动之人,而本地种植、放牧、开店、中人、跑腿、扛夫诸般仰赖往来商贩之常住者,其丁口又一二倍、三数倍于此。开元以后十余年间,丁口日繁,而政事日坏,法不护民,吏求减削上缴税赋以自肥,民求逃税逃役以自保,故往往隐于三途。”

张迈问道:“哪三途?”

乌爱农道:“一隐入西北藩主荫下为农奴,二隐入商家大户为家奴,三隐入佛门寺院为寺奴。此三者为大而可知者,至于不可知者,则如散入山间者,避于偏远者,则为不可知之数。即未逃窜者,每村隐三数十户,在编之户每户隐一二丁,其数究竟多少,就只能臆测,无法确知了。”

张迈道:“逃到偏远地区还算是自由民,也还可以理解,逃入藩主、商户、寺庙去做奴隶,那不是自找苦吃么?”

乌爱农一愕,一时不知如何说,慕容归盈在旁道:“大将军,你以仁义治国邦,百姓在你治下做自由自主之民自然甘之如饴,所以不知道世上有些地方,政治会苛刻到让人活不下去,做奴隶虽然悲惨,但若是国家政治过恶,则做国家之奴隶,还惨过做私人之奴隶。”

张迈为之黯然,道:“天下真有这样可怕的事情?”

薛复在旁道:“大将军,你常说觉得自己做的不足,但为何西北百姓,入我治下无不额手称庆?”

张迈问道:“为什么?”

薛复道:“因为我安陇之治,在大将军看来尚有许多不足,但在西域其它部族国邦看来却比他们内部好得太多了!两相比较之下,大将军治下已如天堂了,所以西北百姓乐归我治。”

他说的却是一个当时西北的一个政治事实——张迈、郑渭等人沿途所建立起来的统治并不是已经足够先进了,但由于周边的部落、小国的统治秩序实在太过落后,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秩序与基本法律保障都没有,因此相形之下,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个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一个相对公平的法律体系的安西政府,自然成为了西北各族百姓所向往的地方了。

张迈对乌爱农道:“继续说下去。”

乌爱农乃继续道:“三大隐户中犹以寺奴为多,因甘州本为佛教大盛之乡,即天宝以后,政事日坏,而佛教愈昌,官府势力越弱,而寺院势力则越强,因此安史之乱以后,河西百姓常赖佛寺以自存。丁口虽增,却常不在户籍上显现。然当年在张掖河沿岸便有灌溉良田八十万亩,外县次一等水田二三倍于此,再次一等旱田又二三倍于此,而甘州境内牧场亩数又数倍于此,此安史之乱前甘州之盛况也。”

张迈道:“然则安史之乱后,甘州的人口便大幅度减少了,对么?”

这推断起来乃是一个“常识”,不料慕容归盈和乌爱农却同时摇头,乌爱农道:“不是,安史之乱时,河西人口大大增加了。”

张迈咦了一声,奇道:“这又是什么道理?”

乌爱农道:“因为安贼大闹关中,将成千上万的关中百姓全都赶到河西来了啊。当时连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也都驻留西北,大小官吏扈从者、百姓合家相随者,多不胜数!”

在古代,战争本来就是引发人口大迁徙的关键原因,唐朝的关中地区乃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光是一座长安城人口就不下百万,安史之乱期间,百姓逃避战乱背井离乡,敌从东来,他们就只能朝西、南两个方向逃走,部分逃入汉中、巴蜀,但蜀道南行,所以更多的人口则逃往西北,一层层地涌入凉州、甘州、肃州。

乌爱农继续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关中百姓,本来大多较河西百姓富庶多文,但来到河西便成为了异乡客,为官者自贬其职尊,为民者不得不货卖继续以度日,连积蓄都没了,就只能干贱活以存命。这些人后来虽然也有部分回迁者,但也有不少最后落户河西者,安史之乱后,关中也不太平,部分人迁回关中后又逃了回来,尤其是黄巢大屠,更是逼得百姓西迁散入胡地。一开始大族都聚集于凉、兰,后来兰州胡化,凉州渐乱,而人口遂涌入甘州、肃州,甘、肃又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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