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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四月下旬，整个天下出现了一幕幕戏剧性的大转折，在北方，李自成在山海关下惨遭大败，退回京师后匆匆称帝，然后弃城而逃。
在离城前他放了一把火，不过只烧了皇极殿、乾清宫、坤宁宫等部分宫殿，其它均没烧及，后面的宫殿安然无恙，京师落到了满清手中。
而在南方，同样是出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变数。
就在东林党忙着为拥立潞王大造舆论的时候，四月二十四日，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策划主持之下，福王朱由崧乘着漕运总督路振飞的漕运快船，在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总兵派出大军护送之下，到达了与南京一江之隔的仪真。
与此同时，就连在荆襄忙于与大顺军鏖战的秦牧，也至书南京表示支持立嫡，支持福王继承大统。这就给南京诸臣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
四月二十六日，吕大器、姜曰广、钱谦益、黄道周、高弘图、张慎言、徐弘基、刘孔昭等文武诸臣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紧急召开了朝议，商讨拥立一事。
会议从当天早晨，一直开到中午都没有个结果出来。支持潞王的东林党与支持福王的其它大臣激烈争吵。
最后，“挺福派”主力诚意伯刘孔昭等人以死相威胁，东林中人这才意识到什么叫枪杆子里出政权。
他们既无兵可用，立贤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无奈之下，被迫同意拥立福王朱由崧继位。并且当即起草了一份迎立福王的公启。
随后，南京方面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江北的马士英和史可法等人，马士英见事成了，心中大喜。这从龙首功已非他莫属；
史可法本来就主将立嫡，不过他属意的是桂王，面对这种结果也只能选择接受。
四月二十七日，南京礼部官员捧着百官公启，到仪真迎奉福王，宣布南京诸臣共同拥戴他继承大明正统，恳请他移驾南京，主持国家军政。
福王二十八日到达浦口。受到了以魏国公徐弘基为首的官员恭迎。
第二天，福王乘坐的船横渡长江，中午时分停泊于南京燕子矶。
三十日，南京诸臣一同登舟拜见福王，福王角巾葛衣，穿着十分朴素，神情平静而矜持。显得颇为成熟稳重，与东林党为他塑造的形象判若两人。
他对前来劝进的官员说：“本王是只身逃难南来的。如今母妃尚不知在哪里。本王只想在南方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躲避战乱，对于帝位本王从未敢奢想。”
朱由崧这番话既有真诚的一部分，也有不实的成分。
起初他确实只是一心躲避战乱，但求保住一命，在逃亡的途中与自己的母亲邹氏走散也是事实。
但在淮安接到北京沦陷的消息后，他是主动去争取枪杆子了的，只不过，这种争取是在东林党先否定了本应属于他的继承权后才行动的。
因此，他的这番话还算很真诚。面对一批批来晋谒的官员，有感于昨是今非，朱由崧很感动，当场痛哭起来。
这一天的晋谒，朱由崧给南京百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都说迎立这位王爷是“宗社之福”。
五月初一日，福王从南京西南的水西门登陆。在群臣的簇拥下，从南京城外乘轿直至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孝陵门前，下轿骑马入内。
孝陵有东门和西门，东门是所谓的御路，就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朱由崧此时十分的谦恭，他回避了东门，而是从西门进了孝陵，来到了太祖的享殿拜谒。
在孝陵，朱由崧还特意去拜谒了大明懿文太子朱标的陵寝，这一举动再次赢得众多大臣的好感。至此，标志着挺福派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五月三日，福王在南京正式监国，并为大行皇帝发丧。
五月十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武英殿向天地、宗庙、社稷祗告即皇帝位，定明年为“弘光”元年。
在发丧这件事上，说来有些怪异，仿佛秦牧才是继承了正统的人，因为他一个月前就在湖广江西给崇祯发丧了。
而此刻，在大家为拥立新君之事明争暗斗，弄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秦牧却已率军北伐，与贼鏖战，为君父报仇。
这一件件，一桩桩，让天下人看到了秦牧与众不同之处，也赢得无数的民心。特别是扬州一带的百姓，成批的迁向湖广。
因为大家非常害怕刘泽清和高杰这些兵匪，这两支军队一路南下，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那些富户非常清楚，刘泽清和高杰得了从龙大功，只怕更是无人能制。
而湖广与江西则俨然成了天下最安全的地方，军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吏治也清廉高效，百姓安居乐业，工商蓬勃发展，如同世外桃源。于是很多人选择避难江西湖广。
有很多有志之士也纷纷投效湖广，这其中就包括顾绛在内。
顾绛之所在决定投奔秦牧，并不是知道他与郑森收到同样一封信是出自秦牧之手，而是除了秦牧之外，他对其他人极度失望；
刘泽清、高杰、黄得功、还有一个东奔的左良玉，各自一二十万人马挤在淮南一带，不思北上收复失土，却为了抢夺地盘，竟然闹起了狗咬狗，高杰攻打黄得功，左良玉攻打刘泽清，淮南兵荒马乱，乱成了一锅粥。
南京不但无力制止，连史可法也唯恐四镇不悦，急封以慰之，以黄得功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后又加封左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