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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江西这半年来，已经出现十二例地方豪强贿赂官员，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的案子。经都察院巡按御史查实，已依法惩处，但案子多出在江西，这其中很说明问题。”邵华身为左都御史，是都察最高长官，这次也被秦牧请来，加入了小范围的讨论中。
为什么湖广暂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全出在江西呢？
因为湖广被张献忠打扫过一遍，当初的地方豪强被打扫得比较干净，而且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出现地多人少的现象；
加上当时各州县的官吏基本是秦牧从新任命的，所以暂时没有盘根错节的官绅勾结现象。
反观江西，除了赣南外，吉安府、南昌府、临江府、饶州府等等，旧有的豪强势力受到战争的破坏比较小；
虽然向连城大举剿匪时，曾趁机收拾过不少地方豪强，可毕竟不可能象张献忠的蝗虫大军收拾得那么干净，当地的士绅势力依然比较强大；
而且各州县的官吏也多数是前明官吏留任，因此容易出现官绅勾结的现象。
邵华说这些，并不是要向秦牧汇报都察院的工作，而是一起讨论秦牧提出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这次面对的“利益分配”，不是几个毛贼抢到一包银子后，大家怎么瓜分的问题。
而是要对整个天下的士、农、工、商、兵的利益进行再分配，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
象邵华提到的问题，就是其中这一，地主豪强这么做，是在侵吞小民和国家的利益，这种现象一多，就会造成整体利益的不平衡。
秦牧与手下大臣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制定一套行为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各方利益的均衡，这话听起来不中听。但这就是事情的本质。
顾君恩接口说道：“纵观天下，原有官僚体系未被破坏的，大概也只有江西等少数几个省份了。大江以北，包括江南，旧有的官僚都被战争破坏得差不多，我大秦接手治理后会比较有利。所以我认为，官绅勾结、隐占户口，瞒田偷税的问题可以等平定天下之后，再慢慢着手解决也不迟。”
秦牧摇头说道：“不，有些问题初期不严治。没有良好的制度来保障。等问题严重时。就无药可救了。”
司马安沉吟道：“纵观近代，改革比较成功的无疑是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至少为大明延续了数十年的气数。他的不少政略很值得我们借鉴；
不过臣觉得，张居正的一条鞭子法仍是治标之举。或许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僵化的大明，不敢做得太彻底。秦王，如今我朝初立，不存在张居正所面对的强大阻力，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比如税率的改革。”
秦牧颔首说道：“请司马先生细细道来。”
“臣就先说说这税率问题，目前我朝在湖广江西还是延用明朝的税率，这必须尽快改革，否则将来地方越大。越难办。秦王前番所言，税收不但是一个朝廷的财货来源，更应起到均平及保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用，这一点臣深表赞同；
明朝的农税是三十取一，商税是五十取一。这个税率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农耕获利少，而税赋重；工商获利多，而税赋轻，这虽然有利和促进商业发展，但毫无疑问也会拉大农商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衡；
明太祖虽然严厉限制了商人的地位，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地位便不再受实质的贬抑了。他们可以通过官商勾结，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明朝的税率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悬殊，民众没饭吃，国库空乏如洗，而地方豪强却富可敌国，张居正改革之前，大明年入不过两百多万两，改革之后也不过翻一倍，试看江南豪富之家，家资数百万两的比比皆是；
虽说藏富于民是不错，但也必须是在保证国用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藏富于民。在军事上，讲究强干强弱支，在财富方面亦然，朝廷岁入不及江南一豪富之家，纵观历朝代，只有在大明才出现这样怪异现象；
再看看两宋，尤其是南宋，岁入超过万万两，而半数为商税收入，再对比两宋与明朝的工商业，两宋何曾逊色多少？可见说降低商税是为了促进工商发展，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司马安所说的，秦牧非常赞同，于是便问道：“司马先生觉得这商税的税率应该调高多少方为合适？”
“至少也要与农税持平，如果从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甚至应该比农税略高才是。”
“好，此事先透透风，让六部大臣一起议议，然后再决定。”
喻大猷接着说道：“秦王，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用于统一全国，实不失为良策。”
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秦牧近期也研究过，而且还知道明朝的张居正也实施过这一制度，但张居正失败了。
顾君恩立即帮着分析道：“秦王，张居正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腐化的大明，才导致这一良策失败；
而且还有一点，先秦之所以成功，是先秦统一天下前，地域只有关中与四川，地域小容易查核制度的落实情况；
而张居正面对的是十倍的国土面积，军功授爵制度颁行后，很难核实施行情况，难免有人营私舞弊，使这一良策难以奏效。”
喻大猷侃侃而谈道：“商鞅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