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梁三平忐忑已久的“严打”终于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看着举国上下弥漫开来的严酷气息，梁三平深深的吸了口气。这次“严打”，意义深远。甚至一直影响到了以后。
1980年，国家正式结束了“知识青年下乡”运动。而原本城市大量的待业人员，因知青返城更是雪上加霜。而除去知青之外，当时还有1960年代初被精简回乡的职工要求复工，“社来社去”的大学及中专毕业生要求国家统一分配……等等。
大量的待业人口带来的是治安隐患的剧增，同时各种案件频发。1978年，全国治安及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到了1980年全国立案猛增至75万余起，其中大案5万余起！
1981年，全国立案89万余起，其中大案6.7万余起。到了1982年全国立案依然保持74万余起，其中大案6.4万起。甚至在1983年前几个月，案件依然继续猛增。
那一年，轰动全国的“二王”刚刚爆发一周。最高首长便离开了帝都，悄然的抵达了苏杭地区。他提出的疑问，是自己在大会上要求的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小康”战略目标是否可行。
很快的，他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苏杭地区从1977年到 1982年的6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就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
对此，最高首长表示十分满意。但随之而来的“二王”案件被摆上了最高首长的案头，却让这位战争时期的首长开始皱眉。
改革的幼苗还很细嫩，经不起风霜吹打。而类似“二王”这样的存在，无疑将会是改革路上极大的隐患。同时，关于数年以来全国各类案件剧增、大案频发的数据也被摆上了最高首长的案头。
“小叶同志，不要有所顾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你是下过一线基层的人。好好给我们说说一线基层现在是什么情况……”就在二月下旬的时候，叶建文被召入大内。
面对着最高首长的询问，叶建文不由得苦笑：“说实话，首长。现在的治安形势很严峻。”
“就目前来说，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黑恶势力。以打、砸、抢、盗……等方式生存，进而聚众斗殴、抢劫杀人。一方面是现在待业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太好的手段来处理这些问题……”
“很多流氓地痞，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和相应的法律程序。导致哪怕他们犯罪，我们也只能是收审、拘留。然后教育释放，根本拿他们没办法……”
却见叶建文苦笑：“首长，我当时在江口做的事情。在很多人看来是已经过头了，可有多少人知道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那些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他们判处什么刑罚。”
“我当时抓捕的大部分人，仅仅是被拘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出来继续作恶。甚至这段被收监的时间，还被他们拿来当作炫耀的资本……”
最高首长沉着脸，让人把前年、去年的全国犯罪情况和判决统计表都拿上来。看着判决的情况，和案件情况等最高首长的脸不由得沉了下来。
随后马上召集了相关的领导们，一起在大内召开了会议。叶建文被作为一线的干部，被留下来对会议上的首长的做讲解，主要是讲述现在一线的犯罪情况。
“……敲诈勒索，把农场病死猪从地里挖出来强迫学校买下。导致学校的学生们被迫吃下后，全校师生集体食物中毒。影响如此恶劣的案件，竟然只判处了五年！”
“屡次持刀抢劫并伤人，随后逃窜。这样的案件，竟然只判处了三年！无怪乎他们什么也不怕了，犯罪成本极低。但收益极高，而且出来后其刑期竟然能作为他们的资本。”
“利用自己曾经犯罪和判刑的经历，他们纠集社会人员及释放人员。为恶一方强买强卖、抢劫斗殴，对当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几位负责的首长阴着脸，听取着叶建文的汇报。每一个案例都叫他们听得火冒三丈，而翻看那些案件记录，更是让他们无比愤怒。
那混乱的十年公检法几乎都陷入了瘫痪，而现在刚刚恢复。长期以来的土霸王心态和没有量刑依据及习惯，导致的是这些人无所顾忌。
“一个月内，我们必须要出一个方案。现在的犯罪势头，已经到了不处理不行的时候了！对于那些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必须要从严、从快、从重处罚！各级机关配合，对这些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进行调查和公诉，直接公审马上执行……”
最高首长黑着脸，直接下达了一连串的指示。随即便有机务人员将这些指示记录下来，分发到下面主管的部门。由主管部门进行研究后，形成方案提交。
最高首长要求的是一个月，而主管部门在得知最高首长及其他首长们都震怒后。立即加快了方案形成步伐，直接按照最高首长的要求。
由公检法各级机关一同协作，对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和流氓地痞进行全面的抓捕、审判，三月初不过是最高首长的会议召开一周后方案被提交。
经过三天的讨论，形成了具体的指示方针。随后，3月25日全国下发最高领导层《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正式开始1983年严打，此次严打将持续三年。
“要全体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