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唐秋离不好办的事情，就是蒋委员长在信中提出的，让独立师去陕西前线，剿灭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这是他唐秋离万万不能干的，别说是自己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就是部队这些中共党员，在独立师都担任着旅、团级别的指挥官。
自己带部队去陕北前线，那不是给中央红军送人送枪吗？到时候，来个整旅的部队一万多人，跑到红军那边，这玩笑可就大了。
可是，在蒋委员长那，老拖着也不是办法，番号也接受了，装备也换了，不给人家个满意的答复，这关过不去。
还有，自己以后要陆续从国外进口，新式武器和战略物资，得罪了南京国府，把海关一卡，自己干没辙，南京这条线不能得罪，他想了好几天，都没有恰当的办法，能做到各方面都完美缺，令各方都满意的办法。[
这一时期，国内政局纷乱，可以说，公元一九三六年的中国，是极具变化的一年，在这一年，发生了影响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的几件大事，和在一九三五年末发生的几件大事一起，构成了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奇异诡诈，各方势力，纷纷登场。
也可以说，日本当局对华北的步步紧逼，强硬态势，给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提供了政治舞台，也为他们登台，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而民众的思想，渐渐归于抵御外敌的思维上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由中共组织和策划，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史称“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策略的确立，标志着中共最高层，已经把战略目光转向对付日本人，此举也为中共，在争取民众心理上赢得先机。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此书一经公开发表，即赢得了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广泛共鸣，书中所列各项，切中了有失家丧国切肤之痛的，东北军几十万士兵的内心，前线士兵士气低落，人心厌战，拖枪投奔中共红军的事件，层出不穷，张学良已经法控制局势。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准备开赴抗日第一线，却在向山西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红军东征，为抗日是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国民政府，和国内尤其是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真实态度，此次东征，是中共红军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山西阎锡山的地盘上，留下了红色的种子，在国内民众面前，又争得了先机。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六月二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在蒋委员长的分化隔离，金钱收买、高官厚爵等诸多手段的分化瓦解下，两广联军土崩瓦解。
两广系将领临阵倒戈、飞行员驾机叛逃，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委员长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委员长声望提高。
叛逃到中央军的，原两广系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
解决了南方各省的心腹之患，蒋委员长携胜利之威，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各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准备全力对付另一心腹大患中共，以完成在事实上统一中国的宏愿。
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进剿不力，蒋委员长大为不满，认为张杨二人并未尽力，并准备将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队调到福建，将杨虎城的西北军调到安徽。
此时的东北军，在西北剿共战场上，连遭败绩，损兵折将，再加上士兵人心厌战，张学良随即停止了对中共红军的进攻，与红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就在这时，他又接到了宋哲元的电报，催他去北平赴任，以共商华北大计，应对当前的时局，日本驻北平领事馆领事，不断的提出新要求，弄的宋哲元束手策，头疼不已，希望唐副委员长，尽早来北平赴任，共撑危局。
这位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宋委员长，是被日本人逼得实在没有办法，让自己出头，去抵挡一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有躲避风头，搪塞责任的意思，反正你唐秋离是委座欣赏的人，出什么篓子，也埋怨不到我宋哲元的头上。
如果又可能，他都想让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官衔，把这堆烂摊子一干净，当然，二十九军军长的宝座是万万不能让的。
从宋哲元的电报里，唐秋离已经能清晰的，把握到宋哲元的意图和想法，也难怪，谁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