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杨竟成同志曾经总结过：革命总是从公知嘴炮党开始，他们以人性和善良为工具，不但瓦解和破化现有的意识形态，直到统治者被推翻或者他们被收买；而后，在他们的指引下，果决的革命者开始行动，比语言更为可怕破坏正积极展开。罗伯斯比尔口中的‘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向来比现有的统治集团更冷酷、更残暴。但，如果获取政权后革命者的狂热不能得到冷却，追求美好的鼓吹者、以及残酷冷血的行动者没有稳定者来终结清除，那么法国大革命的结局便是一切革命的模板。
在中国，康梁、严复就是革命的鼓吹者，革命的根源也来自于此；而后，从杨衢云开始，孙汶、唐才常、黄兴、陶成章、吴樾之类的行动者纷纷涌现；不过在这个时空，杨锐的角色是终结一切嘴炮党和行动派的稳定者。除了封锁、逮捕、驱逐、消灭之类的手段外，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法制化，只是，犹带中二之气的他最终会发现这些办法并无多大效用。
中国情况如此，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普列汉诺夫、以及伟大的列宁同志和那一干社会革命党、立宪革命党人都是革命的鼓吹者，而行动者则一直可追溯到刺杀尼古拉一世的炸弹党、虚无党、以及红军创始人托洛斯基。只是这两类人并不难得——心中向往着真善美、同时善于演说和写着的人自然会成为鼓吹家；心中同样向往真善美，同时愿意为革命和自由献生之人，自然是行动者。唯心中充满假恶丑、利己十足手腕强劲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稳定者，而斯大林同志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之前的历史里，杨锐深信斯大林同志是个暴君、残忍无比的刽子手，但身临其境重看历史后。他又觉得斯大林同志是俄国革命不可缺少的人才。虽然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但党内军中若不清理那些鼓吹家和行动派，苏维埃政权就无法彻底稳固。毕竟俄国革命鼓吹和行动的历史太过悠久、影响也极为深远。可新次序应该建立在人们的脖子上而不是心坎里，于是大清洗成了凭借技巧和斗争上位斯大林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
无私善良的人因为理想和愤恨开启了革命，而自私邪恶的人却因为现实和权势悄然结束着它，这便是革命一个完整轮回。明显的，杨锐认为自己在后一点上无法与斯大林同志媲美，加上日后中苏合作、雄霸欧亚大陆的远望，他禁不住在斯大林同志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希望能获得他的友谊。
此时的斯大林同志正身处困境，如果他的任务不能圆满完成。那么势必会影响他在党内的前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交通几乎瘫痪、燃料煤炭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准备了两辆专列，以求他们能挽救濒临灭亡的苏维埃。一辆由托洛斯基乘坐，他将驶向东面的喀山，率领红军以抵挡捷克军团和白匪军往西进攻莫斯科，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另外一辆专列里坐的就是斯大林同志，他将前往南方的北高加索、顿河流域，以求将那里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往北方。
粮食和战争一样，同样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缺少粮食，城市的工人将再一次暴动，并且更可怕的是。如果收集不到足够粮食——按照《布列斯特和约》附件的要求，除赔款外，从1918年11月15日至1920年3月31日。俄国政府必须向德国提供价值十亿马克的商品和粮食。
历史上等到1918年11月15交付商品和粮食时，德国已经提前四天战败了。此时，之前只敢在托洛斯基收复喀山时喊‘世界工人革命万岁’、其他时候却只强调要等到‘国际革命无产阶级援助到来’的列宁，才算大大的松了口气，再次兴致勃勃的提起‘世界革命’。历史已经改变，德国绝对不可能在11月15日之前战败，苏维埃政府最少要按照合约支付一年的商品和物资，不然，德国将再次开战。
列宁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惧怕德军再次进攻。因为这将扼杀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他被刺前的耶稣历七月，因为不同意布尔什维克农村政策（特别是粮食政策）和反对《布列斯特合约》。企图重新挑起战争的社会革命党左派刺杀了德国驻俄国大使米尔巴赫，托洛斯基当即以军事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命令。并在第二天怪异的登载在《消息报》上，试图以此澄清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列宁则和斯维尔德洛夫以及齐切林一起，立即赶往德国大使馆登门道歉——作为国家元首来说，这完全是破例的行动。
德国大使被企图挑起战争的阴谋左派党派刺杀，布尔什维克就紧张如斯，那要是今年冬天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和粮食交付给德国，让德国百姓再一次经历死人无数的蔓青之冬，哪列宁同志又该如果赔礼？
乌克兰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已无粮可征，带着四百名红色战士（其中包括一百名拉托维亚神枪手）和一个仰慕革命英雄的十七岁小萝莉急急南下的斯大林同志完全明白粮食对苏维埃政权维系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只是，顿河方向同样无粮可征，那里不光有白军，还有德国人支持的顿河军政府首领克拉斯诺夫，他使斯大林止步于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这是西面，而南面，按照《布列斯特合约》，俄国需要撤出阿尔达罕、卡尔斯、巴统等地，因为这些地方已割让给了奥斯曼土耳其，几个月前英军虽然占领了巴库，可很快就被土耳其军队赶走，这同样意味着斯大林无法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