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等着布尔什维克修养生息好了，再调上百万士兵打过来；还是先下手为强，主动进攻以逼迫他们签订条约，历来都是情报局、总参以及与日本外交讨论的重点事务。和杨锐对干涉俄国革命抱有谨慎的态度不同，其他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趁其病要其命，情报局和日本甚至还希望扶持一个白俄帝国或者白俄共和国与布尔什维克相争，希望以此保证中亚的安宁。
他们所建议的一切在杨锐看来都是不可理解的。布尔什维克虽不像复兴军这般由小而大的壮大起来的，他只是在左右逢源机缘巧合下获得政权，但却不能忽视布尔什维克在乱局中的决策能力以及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没有斯大林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恐血症’，这点至关重要，这也是白军将领邓尼金在失败后说：‘双方的物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精神决定了胜利’的真正原因。
‘俄国人不杀俄国人’，就犹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样幼稚可笑。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团结不是通过‘不杀’或者‘不打’来维系的，思想和利益上争端只能通过ròu_tǐ消灭来消除。美国内战的伤亡超过其参加的任何一次对外战争，北方将领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干的可比复兴军在昆明干的漂亮多了，临到今日，那部叫《一个国家的诞生》的电影甫一上映，照样是举国追捧，票房可是有三百万美元。
在杨锐看来，布尔什维克一定胜利，也正因为如此，要从这个铁血、无情、歇斯底里的政权里要拿到好处真是太难了。布列斯特合约的签订真正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要稳住政权，因为当时士兵们根本就不想战争。谁要鼓吹战争谁就会再被他们推翻；而士兵不想战争，除了军官苛待、战事失利、物资匮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沙俄在农村的统治崩溃——斯托雷平用通过暴力手段实行的土地改革在战争中宣告瓦解。被鼓吹分子传染了资产阶级恐血症的沙俄政府、临时政府无法下定决心重建秩序。这才使得局势越来越混乱。
布尔什维克下的俄国与之前的俄国完全不同，战争是‘保卫祖国’。‘每个公民都有捍卫国家的义务’，结合各地的苏维埃、契卡、红色恐怖，资产阶级恐血症一扫而光。也就是说，现在的俄国完全不同于签订布列斯特合约时的俄国，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使布尔什维克遭受一场大战役的失利，就如苏波战争那样，而后才能签订边界条约。战争既然无可避免，那就应该尽可能的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进行。而不该再去等待。
杨锐在看罢胡文耀的详细报告后下定了开战的决心，而张实看罢报告后却认为以察里津保卫战的烈度和伤亡，即便布尔什维克军队战斗力薄弱，那能不开战还是不开战为好。他有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不过好在他不是总理。
耶稣历1918年10月20日，二月革命后在俄国逗留是一年多的中国对俄交涉特使陈去病照会全俄中央委员会，要求全俄中央委员会在耶稣历1918年11月10之前就外东北地区、玉兹地区以及突厥斯坦地区的边界谈判、签订合约做出明确答复。若同意谈判并签订条约，则立即开始谈判并确定谈判日程；若不同意谈判，那中方认为俄国将使用武力来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故而不得不宣布和布尔什维克俄国进入战争状态。
布尔什维克夺权后。负责对华交涉的加米耶夫一直对陈去病的谈判提议推三阻四，到最后他这个执行委员会主席被斯维尔德洛夫取代也没有一个准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条件根本无法细谈。陈去病除了对国内发一些俄国的情况简报外，根本就无所作为，这一次国内决心早日解决边界问题，他是完全赞成的。
中国的态度如此，俄国这边却感觉事情有些奇怪。革命之后，在列宁同志和全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看来，和中国的问题是最简单也是最不具威胁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最为清楚，中国人无非是要俄国归还俄属远东地区。以及承认外里海州、草原总督区、突厥斯坦独立。这其实和列宁之前宣布民族自决、许诺各民民族独立的策略是一样的——在自身力量无法顾及边界民族的情况下，承认其独立可以使其和白军相争。等苏维埃恢复力量后，再以加盟共和国的名义、以带路的邀请的名义将这些地方收回来。
所以对待中国问题最好的策略就是拖延。拖延到内忧外患解决后，两个大国再通过战争来决定边界。胜利了，那就是远东共和国、中亚共和国并入苏维埃；失败了，那就是苏波战争后的《里加条约》，当然这也是暂时的，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那些失地再要回来。实施了大半年的拖延战术一直执行的非常好，可现在，中国人居然不想等下去，想早些将事情确定。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包括之前外出的托洛斯基，所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都聚在一起商讨对华策略以及如何应对这一次中国人的最后通牒，刚刚回到莫斯科不久的斯大林再一次的把前几日他向列宁汇报过的内容告知全体委员:
“在察里津我遇到过一个中国军火商人，他非正式的向我转达了中国政府的要求：他们可以承认苏维埃俄国，同时杜绝协约国从他领土上资助白军，并承诺给我们提供每年不少于两亿普特的粮食援助和平定国内叛乱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直到国内战争结束。另外，他们还可以提供不少于十亿华元的长期贷款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