槱森就是徐志摩，他和胡适一直通信。前月刚刚从英国回来就被胡适叫道了京城。他一说槱森，大家都看向下巴上还没半根毛的徐志摩，被这么多人审视。徐志摩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胡适见大家这么看着徐志摩，立即咳了几咳。有些痛心疾首的道：“诸君，我们前往不要小看了习惯和语言的重要性！
有道是水土不服，中国要全面西化就一定要革除文言文，同时还要全面清除宗族、农历，同时还要更改国名，共和国也好，民国也罢，反正就不能是大中华国。更不能是中华帝国。这些要做的事情里头，语言是第一重要的！文字反倒无所谓，从小篆到行书，文字若不实行拼音，那改的意义不大。
什么样的语言便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便有什么样的国人，医学上说病菌的生殖需要环境，同样，思想的生长也需要环境，唯有改变旧有的语言环境。文化才能革新，封建糟粕才能去除、自由民主才能生根落地。所以，在一切要改东西的当中。语言是第一重要的，只要攻破了这一关，那接下来的时代潮流便由我们这些人引领，这正是国粹党章太炎等人死守的原因。
国粹党为了迷惑民众，说什么‘书面用文言文、口头用白话文的习惯古已有之，文白两不相同逾数千年，根本没有改进之必要’。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假使事实真的如此，那也应该为反对而反对。以往。我们推行白话如豫山便写了好几篇白话说确实写的好，可报纸不让登载。那效果便完全没有了。
所以，短小又绝美的新诗一定能别开生面。为何如此？因为诗是可以口头传咏的，而一篇怕再简短也是无法传咏。那些老学究不是说文言文很俗吗，不美吗……”
说到这里胡适很不自然的扶了扶眼镜，当时在北大争论文言文白话文时，曾出过两件糗事。一是同为北大教授的黄季刚，谈到白话文和文言文那个更简洁，便举例说‘比如胡适老婆死了，家人发电报报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那就要写‘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九个字，电报费要多两倍’，此例一举，全场捧腹；
再一件就是为了回击黄季刚的例子，一次讲座上胡适说白话文比文言文更简洁，而后让学生举例，一个北师大的女学生站起说了个成语：‘无能为力’；胡适当即对之曰：四字太费，三个字即可，那就是‘干不了’，全场掌声如雷；可北大终究是坏人多，下一个学生直接念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先生精简。胡适当即就傻了，一班支持白话文的人士也口呆目瞪，半响没有语言。
为何如此？原因在于，白话文也许可以比文言文更简洁，但它却所能表达的那种语言美、意境读来很多都是朗朗上口，就这‘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四种景物所构成的生命景象，便是穷尽所有白话文也无法表达的，因为这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描绘生命，而汉语言独有的音韵美和景像美也深藏于此。
白话文做不到，换成其他任何字母文字也都做不到。因为说到底，汉语、汉字它原本就是一副画，文言文一字一义，画画相接，于是成了一副景；而白话文只是字，字再怎么累计也终究是死物，它不是画，而是尺子，用尺子去测量生命和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尺子一样的语言最后也可以精简成公式，比如：e=2，但这又是另外一种毫无人性的美了。
黄季刚只是一个弟子，所以出了一个‘妻丧速归’的刻薄嘲讽，但章太炎终究是大师，让人转述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就要了白话文的小命，这种短板是白话文的天生性缺陷，也是汉语的天生优点。为此，当看到徐志摩绝美的新诗，胡适当即醍醐灌顶、脑洞大开，这才有今日拉着诸人在婚礼也要一叙的场景。
胡适不快的将往事从脑中扫除，更将全身精力放到讲话上来，他接着道：“槱森的新诗写的非常之美。比如这首：”胡适深情朗诵道：“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他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深情的朗诵完，胡适再道：“这里有一本槱森的诗集，全是新诗。有些抒情、有些言志、有些愤世，反正我想在它们都能别开生面。而且这些诗都很短小，朗朗上口，很容易被传咏，一旦新诗成了之争便可迎刃而接。”
徐志摩的诗大伙都没怎么看，现在听胡适吟诵的这首，感觉确实有那么些意思，诸人当下又看了徐志摩一眼。刘半农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做？大家都去写新诗吗？”
“这只是其中之一。”胡适笑道，很是得意，他再道：“其二，马上成立一个诗社，同时办一份新诗杂志——放心吧，这是诗，礼部未必会注意到这种小东西的，我们不抨击时政，只写风花雪月；最后……”胡适看了徐志摩一眼，道：“槱森的意思是请印度诗人、亚洲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来华……”
胡适一说泰戈尔。围着的几个人差点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