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朝廷的战略重心并不在湖广，即便是湖广，战略重心也不在郧阳，而是在夷陵。本来凭湖广的兵力，守稳夷陵，封堵住十三家东出之路，便是有功无过。但在明军长江水师与十三家的夹击之下，苦心经营的夷陵江防工事却被摧毁殆尽。
面对实力陡然增强的明军，张长庚只能继续调兵遣将，再度修补重建夷陵的江防工事。但在见识了长江水师的火器之威后，他信心大降，只好以不断增加的夷陵守军的数量来自我安慰。
只要夷陵不失，则夔东明军就象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嗯，即便能由江上通过，夷陵依然是严重威胁其进出自由的关键。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郧阳、谷城的报告，张长庚随便看了看就抛在一边，根本没有派出援兵的打算。郧阳、谷城的守将对此也是非常明白，在信中也根本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属于通报的性质。
但随后的紧急报告却让张长庚大吃一惊。襄阳派人送来急报，说谷城有守兵逃回，城池被明军以穴攻之法攻破。在信里，襄阳知府言说明军正在搜集船只，似有顺汉水而下，攻击襄阳的意图，并开口讨要援兵。
张长庚前后一比较谷城通报和襄阳急报的时间，立时大怒。郧阳一线的防守早有成法，只要规规矩矩地照办，就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虽然郧阳一带的兵力不是很雄厚，但加起来也有一万多清军，只要老老实实地守城，绝不可能这么快便城池陷落。
穴攻？欺老夫不懂军事嘛！张长庚已经认定谷城守军定是疏忽大意，或是中了敌人的诡计，穴攻之说不过是掩盖责任罢了。
嗯，一定是这样。张总督越想越肯定自己的判断。谷城守将愚蠢，郧阳呢，难道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看来，明军侥幸于谷城得手，但却夹在郧阳与襄阳之间，不可能再有太大的作为。
虽然张总督觉得侥幸获胜的明军没有继续南下攻城掠地的能力，但本着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命令一个使者火速赶去襄阳，给守军送去自己的手令，命令襄阳守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出战，若是有人敢出城迎敌，一定会军法从事。
拦江铁索、滚江龙、木寨浮城、造船练兵……张总督作出布置后，又开始专心于如何于江上封堵夔东明军，这些措施全都用上。虽然他也知道象造船练兵这样的办法，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但不尽人事，如何听天命？
只是这安心的日子太少，急报又至，这回却是宜城的逃兵跑至钟祥才由钟祥官员发出的告急文书。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已叛变投敌，带一部兵马假扮败兵，诈开城门，宜城失陷。
“只有短短的五天！”张长庚看到报告后便大发雷霆。
根据时间推算，大概是他派往襄阳的使者刚走，明军就到了宜城之下，并以诡计攻克宜城。本来还自诩儒将的张长庚成了马后炮，打脸打得如此彻底，令他又恼又急。
形势变得愈发紧急，安陆府比襄阳府还要空虚得多，那里不要说缺少有战斗经验的兵将，就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军队也没有多少。张长庚知道必须立刻发兵去安陆府的府城钟祥，如果明军侵入安陆府，那就会让整个湖北震动，朝廷上说不定也会问罪于他。
只是明军攻城拔寨的推进速度简直赶上埋头行军了，或者说很多消息已经被明军所封锁屏蔽，自己的命令传到钟祥，会不会又成了马后炮空响？
不管怎么样，张总督必须马上发出命令，挽救安陆府，挽救钟祥。他一连串的命令发下去，命令黄州、德安两府的兵马立刻向武昌集中，命令荆州驻军增援钟祥，还越级下令安陆府各地的驻军不必再呆在原来防区，全体以最快速度赶赴府城汇合。
安陆府虽然空虚，但是每个县最少也都有一、二百士兵，在府内行军也能保证支援速度。这么一拼凑，张长庚估计能有个五千多人。他还给钟祥的官员下令，府城紧急动员，准备大量木石、火油，征发百姓协助防守，不要想着出城反击，立刻把城门统统堵住。
送信的使者刚刚离开，张长庚又再次追加命令，让各县出兵的同时，把库存的银两也都派人押送到府城。
既然各县的驻兵都被调空，已经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些东西就不如运去府城安全。明军没有了诡计可施，顿于坚城之下，自然会重施故伎，四下掳掠。而且，府城有了银子，便可以激励士兵，并给百姓定下赏格，踊跃帮助守城，等到武昌的援军赶到。
形势如此紧急，敌人的情报又模糊不清。张长庚为了以防万一，不等各地的军队集中武昌后再一起出发，而是先派出一部分武昌的绿营先乘船沿汉水而上，赶赴安陆府府城协助防守。
“贼人攻势如此凌厉，恐怕不全是凭的阴谋诡计。”张长庚做完布置依旧不放心，拿着前后的几份报告仔细分析研究，“敌之水师与贼寇会合，估计是携带了大量物资；有水师扼江威慑，贼寇觉得防守无虞，方敢倾巢而出。嗯，没有五六万，也有三四万，否则怎有如此势大？”
张长庚做出自认为正确的分析，反倒眼前一亮，目光移到桌案上那本被翻得极为陈旧的《孙子兵法》上，一个妙计涌上了心头。
贼人巢穴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