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火炮和排枪的杀伤力非常惊人后，世界上便不存在任何一种可能大量装备的骑兵兵种，并且能冲破数量不居于劣势的先进步兵的战线。如果步兵能得到长时间的严格训练，并且有严酷的纪律，能达到很高的射速和坚韧的战意的话，对于冲击的骑兵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
自然，这并不是说骑兵无用，而是相对于武器和战术的变化，骑兵的用法也要有相应的改进。比如这场济南城外的大战，明军确实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但就是因为缺乏骑兵的追杀，而使扩大战果的意图不能够完全实现。
但胜利是勿庸置疑的，清军的残兵败将逃回了济南，再无野战之心。而攻城，对于明军来说，却更加不是头痛的问题。
胜利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前线指挥官却比朱永兴看得更开，因为从敌我死伤的比例来看，明军可谓是大胜。再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在朱永兴看来，沉痛的感觉在不免的，但国战的代价却必须付出。一个新的华夏要重生，要荡涤丑恶，要屹立于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付出。
明朝之亡，在于内部的积弊，在于上至官绅、下至百姓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或者说是漠不关心。同样的，政府也对自己的子民没有尽到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但现在呢，士兵愿意征战，民众愿意支持，因为他们知道为何而战，并知道自己的牺牲和努力不会白费。希望已经或者正在变成现实。在苦难中觉醒和奋起，这句话不说是千真万确，也差不了多少。
这种觉醒并不只是在南方，在北方也是如此，因为满清的横征暴敛。因为饥寒，心怀怨恨的百姓是有渲泄和爆发的理由的。而从满清入关到现在，由于战争的持续，由于满清的暴虐，跑马圈地、逃人法、沿海迁界、加征赋税……似乎还没有哪一条惠民之政实施，而更多的则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是在歌功颂德的谄媚文字上。
而明军的强势，无疑是强力的催化剂，使民众心中的积郁和怨恨产生反应，急速膨胀，然后会猛然爆发。明军越是胜利。满清越是颓势，反应的速度越快，爆发的程度越猛。
冠县“土贼裴守政、马瑞恒、刘桐相等蜂起，杀官夺衙”；“兖州无赖贼郭尔标倡众为乱，诸孽附之，环围州城”；嘉祥满家洞宫文彩，傅家楼等地还有马应试、李文盛、宋二烟、杨鸿升、杨之华、阎清宇等“倡乱迎贼，攻破冯家等堡二十余处。捕官率领乡兵俱被杀伤，势甚紧急，恐该县被陷”……
烽烟处处燃起。不只是在山东，连北直隶都有杀官造反响应王师的义军。由于满清调集兵力与明军在整个战线上对峙，腹地防卫空虚，使这些义军能够杀官夺县，阻断交通，给满清的统治区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济南。山东省会，华东华北的重要枢钮。无论从政治影响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名城要地。
显然。如果明军攻克济南，则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甚至可以直接北上威胁京师；而反过来看，明军又处于直隶、河南，乃至从江淮后撤的清军的夹击之下。
只不过满清的战略收缩有些晚了，假“议和”与不甘心使清廷直到明军在山东发动才开始撤退江淮的军队。而在山东的明军以迅速的行动对济南和沂州（临沂）展开了进攻。既是配合，又是呼应，从而使这两支明军陷入夹击的危险大大降低。
相对而言，正在进行战略收缩的江淮清军的处境倒是更加危险。这与当初江南清军的遭遇很相似，如果被山东明军切断了退路，则又是一场漂亮的围歼战。
当时的黄河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即今之明清故道。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江淮清军退过黄河后，和沂州（临沂）已经是很短的距离。由沂州（临沂）到济南，可以说是明军堵截清军的两把铁锁，任何一把都足以使清军止步难返。
更重要的一点是清军的战略收缩是被迫的，他们的身后还有沿运河追击而来的荡朔军和征朔军。如果清军不能在黄河阻挡住追兵的脚步，被南北夹击将不可避免。或者，清军可以绕路河南，但也只是尽量拖延了被歼灭的时间，却无法改变战局的整体不利。
而在败退的过程中，重演绿旗兵将纷崩离析的场面将不可避免。即便是比南方绿旗要忠心的北方绿营，也会因为形势的恶劣而转变立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并不只是针对异族，从满清的立场，汉人也是如此。
败势并不只限于江淮和山东，首先取得突破的其实是在保宁。高明瞻和王明德的反正投诚，使李定国和刘体纯迅速掌握了清军的动向，派出了以水西彝兵为主的一个团，翻山越岭，星夜兼程，奇袭抢占了葭萌关，堵住了清军入陕的通路。
随后，以高明瞻和王明德为内应，明军迅速占领保宁，将护军统领阿尔津所部六千余人围困于保宁和葭萌关之间，并展开猛烈攻击。清军大败，护军统领阿尔津被活擒，梅勒章京尹得忠、总兵陈光祖等被击毙，镶红旗章京葛师圣侥幸间路逃脱，逃至汉中时“兵支离削弱，才得百人”。
稍事休整后，晋王李定国和郑王刘体纯挥师进逼汉中，这已经是由川入陕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明军能一举攻克，则可直达西安，攻掠中原。
西安清军紧急抽调兵马赶往汉中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