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一支汉人军队踏过这条路，北上京师，终结了异族对中原的第一次统治；现在，一支更强大的汉家军队再次重走征程，昂然向着京师前进，去终结另一个异族给中华带来的黑暗和愚昧。
前进，前进！车轮滚滚，战马嘶鸣，前看不见头，后看不见尾，满眼都是红色的军装，象从地球深处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在暗黑的天空下，火把高举，又形成了一条奔腾跳跃的火龙。风声虽大，压不住前进的步伐；天气虽冷，也锁不住这热烈的景象。
屠杀、抢掠，无耻背叛、杀身成仁，流血、牺牲……或卑鄙，或悲惨，或高尚，或令人伤感，或令人崇敬，经历了种种现象之后，中华，一个不一样的中华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并将辐射出更加炫目的光芒。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能让他人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牺牲的，不是圣人就是疯子。朱永兴自认不是圣人，当然也不是疯子。而那些流血牺牲的有名的，或无名的人们，他们并不是为了朱永兴一个人的事业。
一个自由的，平等的，开放的，稳定的国家，将不是朱永兴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大伙的，属于所有国民的。
是的，不论富贵和贫贱，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出身和民族，只要你有国籍，根据国家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便能拥有这个称谓——“国民”。
而进步不仅仅是称谓从“百姓”改成“国民”，更有实质性的政策在推出实施，给予了“国民”越来越多的尊重和实惠。从赐封民爵开始，一些有了头衔的平民或商人便可遇官不拜。可与县官分庭抗礼；再到军爵的试推行，对功勋退役军人给予社会尊重。从特殊向一般，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朱永兴一步一步走得踏实。
没有哪个朝代象现在这样关心“国民”疾苦，能够全力以赴地赈济。甚至以皇家名义筹资募款。不惜以亿兆之君屈尊纡贵，只为多集些钱粮，多救活一些曾被视“草芥”的底层百姓。这样坦言朝廷目前的困难，陈述北地同胞的困苦，号召群策群力，请求八方援手。倒比那些形式上的“帝哀痛，减膳停乐”更有作用。
暹罗、占城、安南、琉球、倭国、朝鲜，从这些国家买来或借贷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往山东；“少吃一顿饭，救活一个同胞”的口号在大江以南的明统区广为宣传，半升、一斗……涓滴汇成大河。不断流向北地，使嗷嗷待哺的北地饥民得以活命。
国战的胜利已经没有疑问，物资粮草的困难也只是暂时的。举国动员，群策群力，共渡难关。出钱、出物、出力，浪涌潮动，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艰难困苦。
……………
河间大胜，明军正向京师进发的好消息传来。不仅是百姓们欢欣鼓舞，认为战争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太平的生活已经来临；朝廷官员亦多喜极涕下。为大明中兴、神州光复而流泪。
朱永兴激动振奋之余，再次提出移驾北上，坐镇京师。但朝堂上却被多数官员反对，他们引经据典、结合实际情况，终于让朱永兴收回了旨意。
移驾北上是表明一种姿态，并且有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而不是躲在后方享福的意思。朱永兴这样的地位，当然是不会争夺什么功劳的。但群臣们反对的意见也很有道理。
首先是北京还未光复，虽然情况非常乐观。但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变数。急于移驾有些草率，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再半路折回，岂不是留下笑柄？
其次是春闱在即，作为新皇登基后的头等大事，同时，朝廷开科取士也是天下读书人的绝顶大事。既然已经昭告天下将在南京举行，朱永兴移驾北京，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就现在朝廷官员的组成来看，南人占了大多数，他们自然不希望因为移驾而改变地点。
还有一些别的意见，比如北地凋弊，移驾之后人员众多，无疑会增大物资的运输压力；北地尚未安定，皇上的安危自然也不可轻忽等等。
朱永兴暂时不能前往京师，但朝廷必须派出官员到北京打前站，工作很繁杂，比如划分各部的衙门，将皇宫和官员们的宅邸收拾分配好，建起以北京为中心的畅通的驿传系统等等。在明年春闱大比之后，北京便将取代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配套设施和工作必须在这之前完成。
别的部门和工作，朱永兴可以放手由下面去做，只有兵部，或者说是军事方面，他一直参与其中，牢牢掌握着军队的调动和分派。在新的形势下，一系列的调整和安排便随之而来。
设立北京军区，军区总司令为魏王马宝，下辖荡朔、征朔、灭朔、破朔四军，还有天津水师，总计十五万人，主管京师、直隶、山西等地，并为东北军区提供战略支援。
设立东北军区，军区总司令为黔阳王皮熊，下辖剿朔、除朔（于七所部的山东兵团）两军，并骑兵师（由庆阳王刘震率领）和东北水师，共十万余人，主管东北地区。
设立济南军区，军区总司令为郑王刘体纯，下辖殄朔、伐朔两军，主管山东、河南地区，为北京军区提供战略掩护，并作为北京军区和西安军区的战略预备队使用。
暂设西安军区，军区总司令晋王李定国，下辖镇朔、讨朔两军，并骑兵师（由昌国公高文贵率领），共十万余人，主管甘、陕等西北地区。
暂设西南军区，军区总司令为赵王白文选，下辖靖朔军及各土司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