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历此对外作战时，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
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
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
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
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
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真真是汉‘奸’成群贼寇聚窝，广州就是这么个地方……;--52108+dd856+1862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