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格索尔与众记者走进会议室，一眼就看到了杨锐。
杨锐静静地坐在长条会议桌左侧的第一个拐角处，看不出有什么科学家的风范来。
事实上，他身着暗色条纹西装，略显鲜艳的领带和亮晶晶的袖口，展示出一丝不同于政客的活跃性，整体来看，银格索尔宁愿相信杨锐是一名商业银行的高级经理，而非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天才。
“各位请就坐。”舍伍德与许多记者都认识，并且与两名老资格的记者行了拥抱和贴面礼——虽然内心冷漠外表冷酷，但瑞典人的见面礼却是表面热情无比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确实很有维京海盗的文化派。
“舍伍德局长，已经确认马尔勒案的凶手了吗？”问话的记者坐在银格索尔的斜对面，他的胸牌上写着《纳克人报》的字样。
与《瑞典日报》不同，《纳克人报》是区域性的大报，虽然在斯德哥尔摩也有出售，但销量很小，它们总体上是服务于所在地区的，银格索尔基本没有与之接触过，只知道他们是一周发行六次的晨报。与类似的周日停刊的报纸一样，《纳克人报》是依靠订户活着的报纸，换言之，它的当地属性很强，而全国属性很弱，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事，通常对纳克人报吸引力匮乏。
但是，马尔勒案的影响力显然不止于斯德哥尔摩一地，或者说，它的严重性已经不仅仅是一件谋杀案了。
瑞典的大多数城镇都是类似马尔勒一样的，安静、平淡又冷漠。邻居与邻居之间相隔几十上百米的距离，朋友与朋友之间隔着半米的距离，瑞典人喜欢这样的生活，希望维持这样的生活，并不觉得这样的环境，就应该出现不能侦破的连环凶杀案。
马尔勒案表面上看起来是连环凶杀案，但瑞典人乃至于北欧人关心的重点，其实在于“我们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