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佳再重提前面的话题：“道德的重建，应从重建爱心入手。正好我们今天遇到了六位孤寡的老人，我们应该把他们接到城中安置，以展现政府对民众的爱心，民众才会对我们产生仁爱之心。”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闪亮的开场。”如佳继续说下去：“使人们产生仁爱之心，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大力鼓励‘见义勇为’的人。”
“你的爱心可以转化成利益。当人们一步步看到相互帮助比相互冷漠能得到更多的利益时，社会的仁爱就自然会建立起来。”
对于大力奖励“见义勇为”的建议，是如佳在穿越前写好的一篇文章，可惜却不能发表了。其核心就是大大奖励“见义勇为”，使社会重建仁爱。比如从乡到县、到市、到省，甚至到...... , 都建立起每年大奖“见义勇为”的制度。
拿一个城市来做例子，每年大奖十名，使他们得利、得名，甚至“得权”。这十个人还可以直进当届的市人大。如佳想人们一定喜闻乐见。由于市人大五年一届，长期以往，每年市人代会都有五十个这样的委员，这就是“得权”的一个表象。这样，一级级的宣传、奖励，使社会重建爱心，只需三年就能有成效。
当然，如佳给两千年前的人说这些是没用的。但是可以以此变通，使见义勇为者得利、得名、得权。
如佳说：“我们可以用从胡人那里换来的牛羊和铁制农具来作物质奖励，再使其美名传四方。这样，不管是他以后做生意还是工作，都受人信任。最后，在举孝廉、选秀才中，给予适当照顾。而在九品中正制的定品中，也给予照顾。岂不是‘得权’的表现。”
如佳说完，刘琨对她说：“使好人得利、得名，甚至得官。我还能做到。可是在士族的品级上给予照顾，我却做不到。这是大中正说了才算的事。”
魏晋品级的大中正、中正一般是朝廷指定的当地名士来担当。
“朝廷没有指定大中正，我们可以先在晋阳指定一个小中正。”如佳说：“并州大中正一般出自太原王氏，可是太原王氏要么在洛阳。要么投奔幽州王浚。现在城中最重的士族就是温氏了，我们可以指定温峤来作晋阳城的小中正。”
“我才整二十岁啊，中正还要自出题目考士品，我怎么能行？再说，姨母推行教化，只需姨丈一纸命令发下去，不就行了吗？何必如此琐碎？”温峤说。
如佳生气得瞪了他一眼：“人民大众在一种道德理论的指导下，与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更普遍的个人利益，是这个道德理论能否普及的前提条件。道德理论被接受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
这个观点很难被理解。这是如佳作为新儒家提出的划时代的儒学观点。将个体利益溶进规范道德。
简单地说。就像现代人们大多“温文尔雅”，不管你是工人也好，是商人也好，是官员也罢，人们大多是温文尔雅的。没见过几个人是见人就吹胡子瞪眼的。所以“温文尔雅”的道德被认可。是因为这样做使自己受到益处。
如佳又说：“我们今天说的道德主体是儒学道德，为什么圣人孔孟都出在春秋战国？而这一时期儒学并没有被多数人接受。而汉朝，没了圣人，却做到了‘独尊儒术’呢？”
如佳自问自答：“当然首先的因素是儒学自身的改革。孔孟的政治核心是维护西周的联邦制度。而荀子在仁义礼的基础上加入‘法’这一概念。其王霸学说，使儒学转而成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荀子这一改革使儒学产生方向性的革命。”
但更重要的是，在春秋战国儒学不能普及是因为，他不能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更多的益处。而在汉朝。儒学却给各阶层的人带来普遍的利益！
儒学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春期战国，儒家提出仁 、义、礼。这个义一开始就不被统治阶级所接收。
看到这个“礼”，更是让统治者如芒在背，恨之入骨。在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最主要矛盾是侵略于反侵略。统治阶级自己的自律暂时属于次要矛盾 ，你让国王贵族们去守礼。他们就会把你轰出来。宋襄公持‘仁义’，被天下笑。
而到了汉朝，国家形成了大统一，出现了七王之乱，从汉武帝的爷爷到他爸爸。 一直到汉武帝初期，王国受到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最主要矛盾。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和富贵，也 必须接受这个他们最痛恨的“礼”字。在汉武帝之前，已经有了很多重要人物支持儒学。
仁爱、正义的思想也使大地主阶层成功转型。
西汉是士族阶级产生的年代，战国土地可以私人耕种，使大地主阶级开始萌芽。到西汉鼎盛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大地主阶级开始产生。没有文化，又突然变富，他们的道德水平可想而知。不管是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西汉部分大侠，还是《汉书游侠列传》中的大侠，他们记录的全是新兴大地主。西汉所谓的侠已经不是春秋战国中的刺客，而是为祸乡里的恶棍。从汉武帝“徙云陵”开始，他们成为政府的压制方向。
在“举孝廉”、“选秀才”中他们也被刻意压制，当然任何政策都不是一刀切的，这其中也出现和政府配合，像黄霸的“豪杰役使”。压制大地主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这段历史我在《士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