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使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长期的农民起义，无法扑灭，寒门站到了起义一边，他们也希望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
而京师被毁，帝王被擒，却使名门士族惊醒，从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爆发出一定的能量。
这个情况在中国两千年封建史上非常少有，一般农民起义长期化后，地主阶级被迫站到农民一边，旧帝国就完蛋了。可是，只有两晋南北朝不同，因为他还有一个士族阶级。双晋南北朝的大地主阶级中的“大地主”概念，不同于我们所知的明清大地主。
不要说名士一族，就是所谓的寒士都不是明清大地主能比的。有兴趣了解社会史的人，可以去看《南北朝经济试探》。
简单的说，随着社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不再需要组织、调配，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力，社会也就没有两晋大地主生存的土壤。
比如在明清，一个地主要管几千到上万人，是不行的。管得松了，大锅饭会“翘工”，管得严酷了，地主违法了。你打伤一个就被县官扔进大牢了。将他们全部变成佃户。土地对这些人没有‘行为’上的管理权。
两晋南北朝地主，对成百上千，甚至过万的“部曲”有一定的管理权。他们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大的能量。北魏初期，北魏将他们等同于奴隶制下的部落酋长，其实就是在法律上更进一步承认了他们对“部曲”的管理权，部曲成为农奴。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晋“部曲”不是类似西方的农奴。很多人不假思索的就把“部曲”当成农奴。像县官管理一县农民，但农民不是县官的农奴吧？而士族管理自部“部曲”，部曲也不是他的农奴。
虽然很多士族成员选择了“桃花源”式的躲避，但是一定数量的大士族在国破家亡下的顿悟，使残晋在北方又屹立多年，还建立了东晋。不看清这一点。后面很难理解。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二千年农耕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社会模式。要说像，他更像二十一世纪的大资本家执政的西方社会。
中国的二十四史来自从汉到清的封建社会（《史记》也是汉朝写的），由于农耕型的社会模式几乎一成不变，使中国二十四史成为研究“人与人”关系的专著。它不研究社会。
中国最缺乏的是社会学“专著”，在农耕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的社会巨变中，人们对这个社会越来越陌生。今天人们奋斗的主战场已经不是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在社会之中，商场、股市、房产、资源成为主战场。
在庄园生产代表最高的生产力的时候，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师、组织人才。朝廷将荒芜的农田白送他们。甚至有些农民带着土地依附他们。
可以维持朝廷较高的赋税，朝廷喜欢他们，农民依赖他们。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
当生铁镰刀不及和新的农艺出现，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完成生产。士族只用坐在家里喝茶，派人收租即行。这时候在朝廷眼里士族截留了税赋。在农民眼里士族多剥削了一份财富。这时候士族成为真正的寄生虫，朝廷不待见他们。农民厌恶他们。他们怎么立足。社会不再需要他们。一个事物的消失，一定是社会不再需要他们。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两晋南北朝的贵族统治史在世界历史上却是个普通“现象”。欧洲在大革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类”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庄园式经济、贵族执政，到欧洲革命，欧洲大陆才走出这一段历史。日本也长期处于贵族社会之中，所以‘科举’在日本之实行了一百年，就名存实亡了。科举只有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才能存活。
由渔民发展起来的沿海国家，由于海运和贸易需要‘高科技’人才，使贵族贵族保持了生命力。没有脱变成寄生虫。
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快速走出这一社会模式？正是因为五胡乱华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催化剂。
北朝的少数民族执政核心不是士族，而是少数民族“自体”武装。士族阶级重要，但并不执政。当生铁镰刀等重要新科技出现之后，小地主、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主力。北朝以强力的手段拆散了士族阶级，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大幅提升。从此之后，和西方历史彻底分道扬镳。
南朝虽也多次分田，甚至重用寒门，但是寒门也是士族阶级。在执政主体不改革的情况之下，社会模式不可能彻底改变。
人们不要认为南朝比北朝更先进。士族执政宣扬“无为”，希望朝廷无为之治。而朝廷的无为，其实质是把权力下放给庄园主。政府啊，你只需要收税就行了。社会生产和民众由庄园主们替你管了，你多省心省事，请把放达（自由）留给人间。南朝士族力量强，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皇帝的专制 ，这只是士族分享了皇权专制。士族的专制更残忍 ，更不法制。石崇一场酒宴杀害三个‘陪酒女’就是证明。国家政府越弱，贵族越自由。欧洲进入贵族统治以后再没有统一过。中国也是在走出士族统治之后才从新统一。
可是政府的无为是动摇法制的根本，庄园主们的管理更加不法制。看似更放达（自由）的体制，使人民受到的压迫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贵族执政社会看似‘自由’一些。却严重打击社会公正。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劳动力。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