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永嘉之乱，前汉刘聪俘获了大晋天子晋怀帝。这是匈奴人有史以来头一次捉获中原皇帝，自然要尽其所能的玩弄怀帝。
刘聪没有杀死怀帝，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使晋廷持续混乱，群龙无首。
后来刘聪查到，平阳城内有汉族官员庾珉等想联系刘琨，里应外合救走怀帝。他就把怀帝杀掉了，受牵连的汉族大臣有十多人。
晋怀帝死时只有29岁。封建时期的历史学家大多为其可惜，认为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笔者却认为他的悲剧完全是咎由自取。大敌当前，不顾国家安危，亲自下诏玩“窝里斗”。其下场纯属活该，之可惜了中原人民。
刘聪为了安抚晋人，又把从晋阳劫来的卢志、崔玮封为大官。卢志封为太弟太师，崔玮封为太傅。太傅在西晋不常设，官职高于三公。范阳（北京）卢氏、清河崔氏，虽不如荀、裴、王名扬天下，但也是一等的大士族。魏晋南北朝士族以最高生产力的方式，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北朝也必须承认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统治下大多数还是汉人。
但是，胡人朝廷对待士族和南朝是有重大区别的。
东晋及随后的南朝，以士族部曲武装建国，士族阶级占统治地位。或许皇帝可以杀掉任何一名士族名士，但是他要触动整个士族阶级的利益，是不行的。中央集权制建立不起来。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就被大士族吓死，南宋、南齐的灭亡，直接原因也是触动了大士族的利益。
而胡人朝廷是以本族武装建国，其依赖的首先是本族武装。士族由于是赋税的主体，而受到格外重视。有一定的参政权。但是他们不占统治地位。北朝又回到了中央集权制。
北朝对士族阶级是内宽外严的。士族在自己庄园内的权力，甚于比南朝士族权力还大，甚于受明确的法律保护。可是出了自家庄园。就得老老实实做人。北朝对士族大地主在社会上的违法行为是严厉打击的。
南朝士族却可以在社会上横行霸道，当然南朝不是不管地主。只是管得松。北朝士族打死人坐牢，南朝士族打死人罚款，能一样吗？甚至南朝违法士族连罚款都不用，还有很多抵罪的方法。但是不管是南朝皇帝，还是北朝皇帝，从心里都恨透了大士族阶级，都想尽方法裁剪他们的影响。
那么南北朝在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其包涵一个异同寻常的重大意义：同是庄园经济，南北朝的历史证明。在相同的生产关系下，也能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
由于北朝对士族管理严格，当先进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后，北朝迅速的走出“庄园经济”。‘消弱’了士族，扶持了农民（富农、中农、小地主）。随后统一了中国。所以在南北朝之后，东方和西方历史发展分道扬镳。
从此中国走成了中央集权社会。
而西方走成了联邦社会。贵族庄园制一直到公元1 年的欧洲大革命之后才消亡。在这期间，绝大多数人生活在黑暗的农奴社会里。
二十一世纪，好似又回到了中国的南北朝，东西方都以大企业为赋税的主体。一方以大企业主为统治核心，一方却不是。谁将胜出？当然。我们不能在历史中找寻答案，只能在历史中寻找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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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怀帝被杀，不用说在长安的皇太子司马邺马上继位。史称晋愍帝。此时的长安城中，首义的贾疋已经在讨伐杂胡时战死。经过一番权力斗争，将愍帝软禁到长安的阎鼎被杀，关中豪族索綝和曲允成为执政者。
晋愍帝上台才十三岁，他不是怀帝的儿子，怀帝无子。他是怀帝的侄子，晋武帝的直系孙子，不要看他只有十三岁，晋室比他更有资格做皇帝的人都死光了。拥有实力的司马保和司马睿只是皇室旁支。他们是司马懿弟弟们的后代。愍帝一上台就封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保为右丞相。督陕西诸军事。又封刘琨、王浚为大将军。命四人统兵百万，齐攻前汉。
统兵百万。这只是长安君臣的意淫罢了。司马睿的兵还是不少，因为南下的民众很多。士族过江，流民留在合肥东南，一般不让过江。司马睿实行得是彻底的士族统治，“镇之以静”嘛。
士族过江马上展开生产，不用他多管。而流民往往群龙无首，又缺资金和物资，安置不当又会动乱，所以留在江北。后来形成了著名的扬州北府兵。
司马睿欣然接受陕东都督一职。这个职务恐怕只有西周初年的周公能比，表明陕西以东都归他管。这为司马睿东晋建国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
古代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要实力够，就能建国。可是司马睿实力并不够，只能退而求其次。合法性就很重要了。
司马睿受官，但并没有北征。陕东大都督、丞相两职，正好用来统一南方。统领荆州、江州山简死后，司马睿将占领荆、江二州看做核心利益。王敦、陶侃正在荆州地区奋力拼杀，司马睿这边可没功夫响应新帝号召。
过江的士族大多只保自身富贵，也多不支持北伐。只有一位士族却非要去，这人就是祖逖。北伐是新皇诏令，司马睿不好阻拦，由他去了。祖逖带着家族的两千部曲渡江北上。
南阳王司马保是东海王四弟司马模之子，永嘉之乱司马模以雍州降前汉，却被杀。当时，司马保被封秦州刺史，秦州在长安以西，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