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王颖就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士族虽然表面上好似闲云野鹤，比如丞相王戎，那是因为在士族统治下，他们的工作都可以由僚佐来完成，他们什么事都不想干，所谓无为之治。但是你若罢免了他们的参政、议政权，那就彻底把他们得罪了。
成都王将中书监这一好比宰相的官职也带到了邺城，封给了他的主要谋士卢志，这一动作迫使士族被迫参与到八王之乱中。在此之前，基本是皇族在闹，而士族回避。
士族统治社会下，成都王颖在邺城建立行台（临时中央政府），等于彻底了站到了大士族的对立面，这使天下士族群起而反对之的主要原因。这是成都王失败的首要原因，这是由当时那个时代所决定的。而那个时代在今天，甚至在一千多年的封建史上都是很难明确读懂的。因为这个时代在中国只出现了这么短短的几百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有文化的人都也不太了解两晋故事，但是魏晋名士，却是小有一点文学知识往往都知道。王衍天下名士，众望所归，其威望之高就不是后代文坛领袖可比的。比如后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那个不比他有文化，有文章。
我们没有读过王衍一篇文章，他也没有留下一首诗歌。可是王衍是九品中正制中的大中正，一句话让你升天，一句话让你入地。你即使家财万贯，良田千顷，被他评个七品劣士，你也只有老老实实的回家种地。这是他们威望高的主要原因。这样看，王衍的威望比苏轼在宋朝的威望高出上百倍，就可以理解了。
从成都王司马颖执政开始到整个南朝结束，我们已不能用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一段历史。
再次引用田余庆先生的说法：“虽然史料很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古代学者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只有出现一些学者，他既有微观功力，又有宏观眼光；既熟悉中国传统史学，又有精深的理论修养，还能把全世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尽收眼底。这样，魏晋南北朝史就会成为高水平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