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统治安南北部（尽管这种统治水分不小）、把黎朝国王当傀儡（这个倒是真的）的郑氏集团，对新巴士拉要塞易手之战有什么看法，那么他们会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一些废话。当然我们如果用后世的比喻的话，“吃瓜群众看奥特曼打怪兽”是最贴切的。
安南郑氏打心眼里看不起巴达维亚苏丹国的仆从军，觉得这群渣滓都是狐假虎威的饭桶，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新阿拉伯帝国的“天方圣域舰队”很强，而且是那种超乎他们想象能力，根本找不到解决办法的强，以至于当听说大明这个宗主国出兵讨伐“天方圣域舰队”的时候，安南郑氏集团最乐观的估计也就是“惨胜”，而当知晓新巴士拉要塞就这么易手了的时候，第一反应竟然是——天杀的“域外天魔”，一定在耍什么阴毒的诡计！
然而安南郑氏集团很快发觉了事态的变化——到现在为止，仍有大量的巴达维亚苏丹国仆从军和相当数量的新阿拉伯帝队在安南北部肆虐，但这帮人的表现从“牛逼哄哄的侵略军”迅速堕落为“抢一把就跑的贼寇”，而且“异教徒有魔鬼火、魔鬼车，势不可挡”的说法也兴盛起来。到这时候安南郑氏集团才确信这真的是变了天了，不过更加奇怪的是，占领了新巴士拉要塞的大明军队居然没有四处劫掠？
十七世纪可没有什么“战争法”，也没有海牙国际法庭，“以战养战”以当时的评判标准根本不算是暴虐，反倒是常理。然而一支明明打了胜仗却能控制住不去四处劫掠的军队，远比那些纵兵抢掠的军队更为可怕，因为这样的军队至少做到了补给充足和令行禁止，这妥妥的是强军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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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战利品才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深究起来却相当复杂的问题。
铜钱、银子、金子，这都是最容易想到的值钱的战利品，也是打赢一场仗后士兵哄抢的对象，这时候控制军队秩序不大乱是门学问，不过由于“域外天魔爪牙”的特殊性，对这些货币金属的管理倒是相对容易。
“铜钱和金银上染有剧毒，统一去毒，统一分配”，这是非常好的理由，而“域外天魔爪牙”留下的大量武备、盔甲，同样遵循这个原则。而有一些太过沉重的战利品，例如新巴士拉要塞炮台上的巨炮，那可是对联合舰队造成了切实杀伤的玩意儿，要利用起来不仅仅有经济利益，还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另外一些同时存在政治意义和军事科技意义的战利品则是缴获的“死亡之雾”、“真神之枪”、还有某些船只上的内燃机样本，虽然南直隶那边已经有复数个缴获了，但研究材料这玩意，多多益善！
至于已经死球的“域外天魔爪牙”，自然是扔到海里给鲨鱼打打牙祭，他们不配入土为安，这一点非常重要！至于那些没死球的，自然是送到国内的矿井里苦役至死，这叫“最大化利用资源”，懂么？
当这座要塞的一切缴获物资都被以最高效率利用，而另一些“战利品”（例如各种毒品）必须果断销毁的时候，安南这边的示好的势力终于出现了，当然最先过来的不是郑氏集团的首领，自封“清都王”郑梉的使者，而是一群商人。
安南是水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粮食高产区，第一批来做买卖的也以粮商为主，由于有火铳大炮这种“特别辟邪”的存在，这帮商人还没有蠢到和当初的棒子商人一般疯狂掺假，但他们看到支付的货币的时候，一个个懵圈了一番。
从败退的巴达维亚苏丹国仆从军、新阿拉伯帝国手里缴获了巨量的铜币，但这些严重不足值、信誉度已经破产的东西需要重铸，否则除非用刀架在脖子上，花出去怕是谁都不想认。用于支付安南粮商的货币除了少部分的银子之外，大量的都是已经成为国内硬通货的“新版”铜币，由于购买力和之前明朝流入安南的铜钱差别不太大，一看做功和用料都强的多，所以也很容易被接收，至于面值更高的银币、金币，那要等占领安南货币市场后，再进行推广。
无形中，对安南进行经济控制，货币入侵的第一步已经开始，而随着“清都王”郑梉的使者的到来，迅速进入第二步——
简单说来，那就是“为了彻底驱逐域外天魔爪牙，你们必须无条件地配合我军的军事行动，否则后果自负”。
这里面并没有说清楚“后果自负”是怎么样一个“自负”法，但这种“留白”反倒增加了威慑力。毕竟“清都王”郑梉很清楚，“域外天魔”灭掉自己不费吹灰之力，而这些新来的人居然“轻易”击败了“域外天魔”，那么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面前，表现的恭顺一些难道不是聪明的选择么？
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若是“清都王”郑梉真的知道联合舰队的战略任务是什么，他的表情会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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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彻底的征服，吞并，渣都不剩下的吞并。
在旧时间线上看似牛逼哄哄的“西方殖民体系”，其实有巨大的隐患，看看二十一世纪英国伦敦街头到处是作乱的巴基斯坦人，法国巴黎街头闹事的遍地的非洲人就知道，如果宗主国不能对殖民地进行彻底的人口换血，一旦霸权衰落，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逆向殖民”反噬有多么可怕。而相比之下，倒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版图扩张”更为巩固一些。
夏、商二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