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都是欢欣的人群。
为了能够多把力气，大家也都杀鸡宰鸭加餐，舍得下本。
不少人口少的家庭，甚至还几家一起合伙收割。
而在军屯里，军士们更加是热情饱满，甚至展开了割麦子、挑麦子、打麦子的比赛，还对前三名以钱帛奖赏，刺激的大家更是嗷嗷叫。
天公也很作美。
一连十余天，都是火辣辣的大晴天，没有一丝丝雨，这让无数的麦子都抢收下来，得以安全入仓。
收粮之后，便是交仓。
军屯田里的粮食，一分留屯仓，一分交军镇，一分交帅府。官屯里的粮食，一分留屯仓，一分交郡县，一分交帅府。
而百姓们也都在收获后，拉着粮食排队上交。
府兵们的军田不需要交田租公粮，但是需要按亩数交纳一笔社仓粮和义仓粮，社仓粮是由郡中统一管理调度的粮食，以备灾荒之用。而义仓粮，则是设在县中，由县府代为管理，只在本县灾荒时救济备灾，或在平时救济本县孤寡病残所用。
社仓粮和义仓粮都是按亩征收，都是亩纳二升。
相对于亩收起码一石的产量，这个亩纳二升的义仓、义仓粮，其实所纳不高，加起来也不到百分之四。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上限，只按亩征收，所以又比起现在中原的社仓、义仓粮要多，毕竟中原规定，义仓粮按户征收，最高的上上户也才五石，其余各有差等。
而一个府兵如果家里有一千亩地，那么义仓粮就得交二十石，社仓粮还得交二十石。
但总的来说，还算合理，毕竟是在田地的基础上征收，你交的多，说明你地多，自己能留的也多。
百姓并没有多少不满。
府兵只交义仓和社仓粮，但他们家眷名下所授的田地，却是要交租的。
按之前罗成与他们的约定，除府兵外，其余均田授地的百姓，也是按亩收租，按照平均亩产一石这个平均量，定的是每亩取粟三斗，原本还订了要征草一称，后来取消了，只一亩征粟三斗。
一亩征粟三斗，比起最初定下的征一半产出要低的多，实际是也就三成甚至不到。但因辽东人少地多，均田到位，因此有资格授田的每丁实际上都有一百亩地，甚至妻子也能分到五十亩，未成丁的中男也分到五十亩，所以一个家庭一般都有二三百亩地。
如此一个家庭如果是一夫一妻加上三个孩子五口人，则可能有地三百亩，一年田租公粮是九十石，这个数量比起中原的租庸调制又有巨大区别。中原是按丁收租，一丁收租两石。
相差巨大，不过中原的百姓多数均田都不到位，均地百亩只是田额，实际上没几个能达到这个数目的，且中原各种摊派费用也多。
五口之家，授田三百亩，交租九十石，再加上社仓和义仓粮共十二石，则总共需交纳一百零二石粟。
可除此外，不需要再交纳绢布的调，只需再服二十天免费役，就无其它负担了。
三百亩地，除掉这交掉的一百零二石粮，再扣去种子等，其实也还是能有不少余留的。
而如果遇灾，导致歉收或绝收，官府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减少或免除田租。
另外一方面，安东道对于粮食的管控又非常严格。
百姓交完公粮以后，余留的粮食，除了自留之外，如果要出售，那么便只能卖给官府。
由官府以高于市价约一成的价格和籴。
和籴其实就是官府统购，这种制度其实从北魏就开始了，但安东道的籴买要好些，虽不让其它商人来收购百姓手中的粮食，但他们却以高于市价一成的价格籴入，然后入仓储存。等到灾荒缺粮之时，再粜出，以市价出售粮食，既能赈灾济民，又能平稳粮价，维护民生。
同时，官府又把粮食这种重要的民生和军用物资，尽可能的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官府用收税得来的钱，籴买百姓的粮食，百姓卖粮得钱，然后又有钱消费，于是这就能在安东道内形成一个极好的经济环境，良性循环。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安东节度使府有专门的籴米司，组织安排各郡县籴粮，将府库中的大量铜钱、绢、布等拿出来籴百姓之粮，把那些税收等得来的钱帛又流到了百姓手中。
各乡各县，到处都是交粮的百姓。
大家只要把粮从家中送到乡里收粮处，就能卖掉粮换到钱绢布，并不用跑太远去县或郡仓交粮，甚至公粮也是如此，由官府下乡收粮，然后再由官府出脚力钱组织乡民把粮运到各个仓中。
卖了粮，钱到手。
大家自然也就携妻牵娃，逛逛趁机跑到乡下来卖货的商人货摊，扯点花布红头绳，买点首饰，再割点肉买条鱼，甚至是买几个鸡崽小鸭啥的。
还有许多百姓，也把自己平时做的一些手工活拿过来卖，什么柳筐啊篮子啊木桶啊。
到处都是一片热闹的集市。
县里也都及时的派出差役民兵巡逻，派出市场管理员过来管理监督。
安东道六郡十八县，在夏收后热闹无比。
等公粮交完，又把口粮留好后，其它的粮都卖出，县里也开始组织乡里村屯踏歌舞，办社戏，饮乡酒。
罗成这位节度使，也一样身着紫金玉带梁冠，带着一众属官将校们，在辽东城与民同乐，共庆丰收。
辽河上，甚至还组织了极为隆重的端午龙舟竞渡比赛，来自各县到的代表队，在辽河中争划龙舟，勇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