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脚婆娘一连跑了几家报社，都被拒绝了。剩下几家报社，她没信心再去了。有个卖报的街头小贩让她找一找附近刚创刊的一家报纸。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去了，还好，一位姓路的记者采访了她，第二天，该报以“渴望站立”为题，报道了她们母女俩的困境，还作了追踪报道。可惜，那时该报刚创刊不久，发行量很小，这组报道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但她还是收到社会各界500多块钱的援助。
大脚婆娘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希望报社隔段时间就为她呼吁一下，弄得记者哭笑不得：“这是xx晚报，不是田小英报。哪能专为你女儿一个人办？”报社有位贾记者给她一份杂志，说上面有个栏目叫“救援窗”，专门为全国各地的贫困读者服务。需要救助的读者只需写一封千字左右的求援信，就可以等着挑选。刊发后，有的求援者能收到十多万元的捐款，最少也有几千元……她一听有这么好的事，精神大振，背着小英子找到了该杂志编辑部，那门卫却伸手拦住了她们母女二人，他手里拿着香烟，嘴里吐着烟圈道：“干啥子的？”大脚婆娘解释了半天也不肯让进门半步。就在此刻，一位正欲外出办事的蒋编辑见此情景接待了她们母女二人。
大脚婆娘一进编辑部大厅，就跪在地上找“求援窗”。蒋编辑闻声过来扶起她，收下她的求援信，又详细问了一些情况，然后叫她回去“听信”。这个词她太熟悉了，不知听过了多少遍。她一定要蒋编辑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什么时候登出来？”
蒋编辑说：“这个也说不准，因为杂志社每个月收到1000多封求援信，只能从中选3封发表。”大脚婆娘急迫地说：“我家是最困难的，请你们一定优先刊登，我女儿的身体不能再拖了。”她哭得很伤心：“在我们乡下，给人下跪是最重的礼节。我知道这一套很不合适，可为了女儿，我只能这样求你们，我实在没有别的本事。”－－那天，蒋编辑被大脚婆娘缠得没办法，只好向领导请示，经特批，她的求援信获准刊登。
一天，大脚婆娘走往报社的途中在朝阳路不经意间一抬头，马路对面楼房上的一块招牌映入眼帘，上面的八个大字让她使劲地揉了揉眼睛，“桂阳县驻长办事处”，她第一次知道家乡在长沙还有这个机构，她激动万分，拼命穿过马路，跑进了长办。她就像一个流落他乡的孩子突然回到了妈妈的怀抱，说不出一个字，热泪无声地往外涌。办事处的刘科长和蔼地问她有什么事，她哽咽地诉说了几个月来在异地他乡遭受的磨难，还将在家乡得到sān_jí民政资助的事也说了，请求长办帮她们母女一把。长办只是一个办事处，办公经费是靠桂阳县拨款，不可能有多余的资金去援助她。做母亲的她真急了，突然想起给县民政局局长打个电话，当着刘科长的面，她用长办的电话拨通了局长的手机。局长一听是大脚婆娘，就问她们的近况，大脚婆娘简单地谈了求医情况，着重谈了目前的困境，并说自己正在长办。局长让刘科长接电话，大脚婆娘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知道刘科长放下电话后就说：“既然各级政府都在关注你，我们长办也出点微薄之力吧。我给你们腾出一间客房，你带着女儿过来住，房费就免了。”
这是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大脚婆娘脚下像安了风火轮，一路小跑回到租住屋，背着小英子住进了长办的606房间。住宿解决了，头疼的还是手术经费问题。有一天，大脚婆娘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们接见为国争光的残疾运动员，她动了心，让小英子给残联主席写封信，小英子说：“伯伯们那么忙，怎么会管我们的事？”大脚婆娘说：“写了不一定有希望，不写连个希望都没有。试试看吧。”
在等信的日子里，大脚婆娘又一次闯进了省红十字会，那天，正好碰到一位女干部，她照例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故事，并表达了小英子想要一副身体固架的心愿，她还拿出报纸来证明。女干部和蔼地对她说：“我也是个母亲，深深理解你的苦衷。这事本来不归我们管，但我可以为你做点事。这样吧，你记下我的电话，然后到假肢厂定做一副身体固架，钱由我们付……”说罢，女干部写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她，还将她客客气气地送到了大门外。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问：“能告诉我您的姓名吗？”女干部轻轻笑了：“这个并不重要。去吧，路上小心点儿……”
大脚婆娘高高兴兴地到了省假肢厂。厂对面正是她丢钱后满地打滚的地方，那大高个厂长一眼就认出了她，听说她要为小英子做固架，大高个厂长说：“我亲眼目睹了你那天的不幸遭遇，一直想为你们做点儿什么，没想到你找上门来了，蛮好。”大高个厂长说：“我免费送给你女儿英子一套固架，这种固架要度身订做，需要一些时间，你们娘俩就在厂里住，所有的费用都是我的……”
她们在假肢厂享受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待遇，房间里有彩电空调，吃饭有人送上门，她们像在天堂里生活。小英子偷偷问大脚婆娘：“妈妈，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半个月后，固架做好了，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小英子“全副武装”后，5年来第一次“站”了起来，她拄着双拐一步步挪到窗前。看着街上，她伏在窗户上，哭得天昏地暗。没有人去劝她，车祸后的5年来，小英子确实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