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章卫平、蒋兴，还是杜建设，这三人都不是做生意的料。不久，因为经营不善，这家三人合资的海产品公司被迫结束了营业，还欠下了38万元的债务。所欠的38万元债务中，几乎都是由蒋兴出面借的。现在，债主们三天两头盯着蒋兴讨债，但蒋兴此刻已经一穷二白，连抽烟的钱也没有了，哪里拿得出钱来还债？这些昔日的朋友眼见无法讨回债务，扬言如果再不还债，就要给蒋兴颜色看了。海产品生意遭受灭顶之灾后，由于债主逼债太凶，章卫平见势不妙，接受了杜建设的劝告，两人来了个不辞而别。
章卫平躲开了，他去了趟京城，原本想找一个适合他发展事业的机会。但是，他一连转悠了几天，还是失望了。他又想去上海，最后还是放弃了，这倒不是担心在上海找不到发展机会，而是觉得没脸见江芸芸。人家还满怀信心地企盼着他挣了大钱去上海买房子结婚呢，谁知竟会等来这样一个坏消息。章卫平不想使江芸芸失望，于是决定不去上海，还是回昆明。章卫平去京城的唯一收获上从母亲那里要得了1万元钱。不过要想靠这一万元打天下，那无异于做梦，这点钱暂时只能维持生计罢了。章卫平返回昆明后，在市西郊结合部租了一间房子，埋头睡了两天，睡够了以后，又上馆子海吃了一顿，然后就开始四处转悠，想先找一份工作再说。但是，昆明工作同样难找，章卫平的大学文凭也不管用。一次，章卫平从《春城晚报》上发现一个寻职的机会，次日早早赶去，一共只有三个名额，却有20来个主儿去应聘。气人的是，当他把大学文凭递过去时，对方只瞥了一眼，就掷了回来，说这里硕士、博士也不一定收。章卫平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转身就走。可是，接下来怎么办？章卫平有点儿犯愁。就在这时，他碰到了也为躲债而在外面转来转去的杜建设。
杜建设早年是上海赴云南金沙江畔边寨的知青，他在云南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姜伟骥的，也是上海知青，以前在生产建设兵团时是同一个连队的。姜骥伟的情况跟杜建设差不多，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病退”的名义返回上海，在上海街道工厂打工，后来离开工厂在社会上混。当时，姜伟骥在昆明开着一家饭店。杜建设躲债期间的大部分日子，就是在姜骥伟的饭店过夜的。杜建设对于与章卫平的不期而遇显得很高兴，就把他拉到了姜骥伟的饭店去喝酒。这样，章卫平也就认识了姜骥伟。姜骥伟的模样跟通常人们印象中的“上海人”完全两样：1、85米的个子，虎背熊腰，浓眉大眼，人送外号：“猛男”。
其实，杜建设、姜骥伟两人早已沾染了毒品，姜骥伟吸毒还是杜建设传授的。不过，两人都没有像大多数瘾君子那样的厉害，他们有一种“自我控制”，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摄入量，这样，对于“白粉”的依赖也就少一些。不难想像，像章卫平这样一个落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跟他们打交道，难免也就在不知不觉间接触了毒品。章卫平的第一次接触毒品，是杜建设递给他的一枝掺了海洛因的“红塔山”。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枝经过处理的特殊的“红塔山”，抽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异样的特别感觉，吸过之后好像有一点恶心反胃，当时也没有在意。那天晚上，章卫平就睡在姜骥伟的饭店里。说也奇怪，平时章卫平喝酒之后倒下就睡，但是，那天晚上他却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兴奋感，怎么也睡不着，而且头脑还似乎特别清醒。直到下半夜，他才渐有倦意，昏然入睡。
翌日醒来，章卫平回想起昨晚的情景，感到这枝香烟似乎不对头，便问杜建设是怎么一回事。杜建设也不隐瞒，坦率地告诉他那枝香烟是掺了海洛因的。章卫平差点儿蹦起来：“杜兄，你这不是害兄弟我吗？！”杜建设笑道：“这怎么是害你呢？大家聚在一起抽着玩玩嘛！你别害怕，如果你对这不感兴趣，那就再也不要碰就是了，抽一枝这样的香烟是上不了瘾的。”从此，章卫平真的再也没有碰过香烟，和毒品更是绝缘，这在毒品贩子中是不多见的。杜建设跟姜骥伟说了说，决定让章卫平退掉租下来的房子，到姜骥伟的饭店里来住，一天三顿也吃在饭店，吃住都勿须付钱，跟他一样。
这样，章卫平就开始接触了一些其实他不应该接触的东西：姜骥伟的顾客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社会上有着黑色背景的。处在云南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他们几乎都是跟毒品沾着边的，有的是专业毒贩，有的偶尔客串，有的是中转户，至于吸毒，那就是人人有份了。章卫平整天闲着无事，跟在杜建设、姜骥伟后面和这些主儿瞎混，了解到一些有关毒品的情况，其中对他最具刺激的是贩毒所能获取的利润，以当时的黑道行情，长途贩毒的利润是48倍。就是说，如果用1000元钱去进“货”，转手给下家就可以获得48000元。章卫平获悉此情后瞠目结舌，呆了好一阵才倒抽了一口冷气：“乖乖！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暴利啊！”
杜建设听见这句话后，大概察觉到穷途末路的章卫平对此有点动心，于是询问：“老弟你是否对这一行有兴趣？”章卫平摇头：“杜兄，你看我这副样子适合干这一行吗？”当时，杜建设、姜骥伟都没有贩过毒品，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一种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抵押的豪赌，他们不敢以身试法。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