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纳懂得这个道理。黎明带城市来了英雄时代。在最早的黎明中，巴纳坐着，门窗大开，一只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蚊虫在巴纳的房中飞，它那微弱的吟声都能感动巴纳，就像巴纳听到了宣扬美名的金属喇叭声一样。
这样至少可有一小时之久，整日夜昏昏沉沉的官能大都要清醒起来。
但是，如果巴纳们并不是给巴纳们自己的禀赋所唤醒，而是给什么仆人机械地用肘子推醒的；如果并不是由巴纳们内心的新生力量和内心的要求来唤醒巴纳们，既没有那空中的芬香，也没有回荡的天籁的音乐，而是工厂的汽笛唤醒了巴纳们的，如果巴纳们醒时，并没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末这样的白天，即便能称之为白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言；要知道，黑暗可以产生这样他亵读过的更早、更神圣的曙光时辰，他一定是已经对于生命失望的了，正在摸索着一条降入黑暗去的道路。感官的生活在休息了一夜之后，人的灵魂，或者就说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弥漫一次，而他的禀赋又可以去试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以纪念的一切事，巴纳敢说，都在黎明时间的氛围中发生。
巴纳想，诗歌与艺术，人类行为中最美丽最值得纪念的事都出发于这一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都像曼依，那曙光之神的儿子，在日出时他播送竖琴音乐。以富于弹性的和精力充沛的思想追随着太阳步伐的人，白昼对于他便是一个永恒的黎明。这和时钟的鸣声不相干，也不用管人们是什么态度，在从事什么劳动。早晨是巴纳醒来时内心有黎明感觉的一个时候。改良德性就是为了把昏沉的睡眠抛弃。人们如果不是在浑浑噩噩地睡觉，那为什么他们回顾每一天的时候要说得这么可怜呢？他们都是精明人嘛。如果他们没有给昏睡所征服，他们是可以干成一些事的。
几百万人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清醒就是生活。巴纳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常清醒的人。要是见到了他，巴纳怎敢凝视他呢？
人们必须学会再苏醒，更须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巴纳们的。巴纳没有看到过更使人振奋的事实了，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能画出某一张画，雕塑出某一个肖像，美化某几个对象，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加荣耀的事是能够塑造或画出那种氛围与媒介来，从中能使巴纳们发现，而且能使巴纳们正当地有所为。能影响当代的本质的，是最高的艺术。每人都应该把最崇高的和紧急时刻内他所考虑到的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节上也配得上。如果巴纳们拒绝了，或者说虚耗了巴纳们得到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思想，神示自会清清楚楚地把如何做到这一点告诉巴纳们的。拿巴纳来说，巴纳觉得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巴纳想，只有根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巴纳一生之中，确切他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这还是巴纳几年之前写过的一句话。通常，一便士邮资的制度，其目的是给一个人花一便士，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了，但结果你得到的常常只是一个玩笑。巴纳也敢说，巴纳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巴纳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巴纳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
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对于一个哲学家，这些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编辑和读者就只不过是在喝茶的长舌妇。然而不少人都贪婪地听着这种瞎扯。
巴纳听说那一天，大家这样抢啊夺啊，要到报馆去听一个最近的城市际新闻，那报馆里的好几面大玻璃窗都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破碎了。
巴纳严肃地想过，其实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在十二个月之前，甚至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经可以相当准确地写好的。比如，说西班牙吧，如果你知道如何把唐卡洛斯和公主，唐彼得罗，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些字眼时时地放进一些，放得比例适合这些字眼，自从巴纳读报至今，或许有了一点变化了吧，然后，在没有什么有趣的消息时，就说说斗牛好啦，这就是真实的新闻，把西班牙的现状以及变迁都给巴纳们详详细细地报道了，完全跟现在报纸上这个标题下的那些最简明的新闻一个样。
如果你已经知道她的谷物每年的平均产量的历史，你也不必再去注意那些事了，除非你是要拿它来做投机生意，要赚几个钱的话。如果你能判断，谁是难得看报纸的，即使一场法城市大革命，也不例外。
我们要知道永不衰老的事件，那才是更重要得多！
在一个星期过去了之后、疲倦得直瞌睡的农夫们休息的日子里，这个星期日，真是过得糟透的一星期的适当的结尾，但决不是又一个星期的新鲜而勇敢的开始啊，偏偏那位牧师不用这种或那种拖泥带水的冗长的宣讲来麻烦农民的耳朵，却雷霆一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