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庚当上了宣传科长，宣传科长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喜色……。
俊英当政委，组织科有弓立二帮他写；宣传科长有彭庚帮他“吹”；a支队的工作上了新台阶。他开始“视察工作”，“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战士指着背，视察工作“品酒会”，“三陪”之后全是对！”
但好景不长，俊英政委时感肝区隐痛，乘基地开会之机，到“s1医院”检查，报告结果：肝癌晚期。俊英政委住进了“s1医院”高干病房，孙科长陪床，伺候“恩人”俊英政委。组织科的工作弓立二全包干。俊英政委1星期注射1次“生物导弹”，1次约xxx元。约半年俊英政委病故，花去医药费xx余万元。
俊英政委的死，孙科长比死“爹”还悲伤，整天无精打采，连“拉
抽屉”的力量也不如俊英政委活着的时候。整天叫头痛，冯宗主任没有忘记在俊英政委的“帮助”下当上政治部主任，将“关怀”奉献给了孙科长，安排孙科长休假。休假期间头痛更厉害，不得不住进了“r检查：脑垂体一粒黄豆大的肿瘤。肿瘤压迫血管，引发头痛。“饱饮终日，无所用心”的孙科长，身高1.63米，体重168斤，血压长年保持汞柱，每天2楼上班，13级台阶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住院期间只是吃点降压药，脑垂体的肿瘤手术难度大，孙科长不愿意冒险，医院只好保守治疗。
但医院是要讲出院率的，约20天，医院动员他出院边工作边治疗。孙科长住院期间一直在想“拉抽屉”还有没有“拉”；俊英政委死了，自己的“官运”也就划句号了……。院方动员出院，他就“顺水推舟”出院了。回到部队继续“拉抽屉”。某日政治部开部委会，研究下个季度的工作。孙科长由于一路奔波，加上南北水土不符，拉肚子。开会期间坐立不安，急忙上厕所，等他“念稿”汇报工作时，孙科长仍没回来。冯宗主任要弓立二去厕所看一看，当弓立二左脚跨进厕所时，发现孙科长倒在粪坑的右侧地板上，裤子皮带还没扣好。弓立二拼命喊：“孙科长晕倒了！”冯宗主任带着开会的科长都来到厕所。冯宗主任说：“弓立二你帮孙科长把裤子穿好！”弓立二说：“晕倒的人不能随便搬动，还是等医疗所的医生护士来处理！”冯宗主任说：“孙科长是你的孙科长，你怕什么啊？”弓立二说：“这不怕不怕的问题，我又不是学医的，穿裤子，我不知道往那边搬动孙科长，这是个医学问题！”冯宗主任有些不高兴，约10分钟，医疗所的医生护士带着单架赶到，赵医生第一句就问：“刚才谁动过孙科长没有？”弓立二答：“没谁动过他。”赵医生说：“没动过他就好，我就担心你们乱扶乱搬，有救的人也给搬死了。”孙科长住进了医疗所，经诊断：脑溢血。政治部的汇报会继续进行，弓立二对组织科的工作作了汇报。正当冯宗主任作总结发言时，政治部会议室的电话响了，弓立二接电话，医疗所赵医生说：“孙科长脑溢血，现已死亡。”弓立二放下电话，向冯宗主任报告了孙科长死亡的噩耗。冯宗主任说：“休会！”
孙科长的后事在冯宗主任的亲自主持下，处理既迅速又隆重，令家属满意的是冯宗主任在弓立二起草《关于孙科长的悼词》中，加上了孙科长带病坚持工作，殉职在组织科长的岗位上，这种以身殉职的精神是政治部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冯宗主任对孙科长的“高度评价”，这是冯宗主任“抬高死人来教育活人”的一种领导艺术。一是满足了死者的家属需要；二是安慰了死者的“灵魂”；三是教育了活着的党员干部为政治部的工作而努力奋斗。
“死了死了，一了百了。活着的人，痛苦无了”。弓立二从俊英政委生病住院到孙科长休假、住院、死亡“主持”组织科的工作约一年。弓立二自通信二连调回政治部宣传科，为了报答组织的“关怀”，为了将右肾结石手术失败后，多次住院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夺回来，没日没夜写材料，右肾积水越来越严重，活动量稍大就尿肉眼血尿，并伴有低烧，弓立二仍拼命地工作。
新年伊始，某训练基地宣传股姚股长走马上任，来到a支队当上了组织科长。3个月后，弓立二代替了姚科长参加基地组织的舰艇编队“反偷袭”演练，连续3昼夜约8级风浪的演练，弓立二的胆汁都吐了出来了。尤为痛苦的是右肾积水，吐时全身肌体往上提，右肾区疼痛比呕吐痛苦数倍。弓立二边吐边写“反偷袭”演练总结，演练结束时，a支队舰艇编队指挥长庆副支队长情绪激动地念着弓立二写的总结。可弓立二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无奈，弓立二只好再次“对不起组织”，住进“s1医院”外2科18床进行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