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波不解地问：“云教授，滨州市为什么很难赶上云岭市？”
云教授说：“对不起，这里我单指经济的繁荣度。滨州是省会，副省长城市，有政策优势，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云岭是刚升格的地级市，无论从哪方面比较，都比不过滨州市。但是经济增长率，滨州市今年是百分之七点三，云岭市是百分之十七点一，如果考虑到几个大项目的实施，以及升格为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肯定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陈益波点着头说：“我承认，从现在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将大大超过我们滨州市。”
云教授说：“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说的经济繁荣度，通俗讲就是经济活力。作为省会城市，是全省的第一窗口，要承担更多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这就决定了滨州市有很多限制，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束缚。而云岭市不一样，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得天独厚，又没有额外的约束，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陈益波问：“就经济环节论，云岭市强在哪里？”
云教授说：“我是学教微观经济的，看经济问题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我个人发明了一个词，基础经济，就是所有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小集镇的集市存在，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存在，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就是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也就是我说的基础经济。”
陈益波说：“这个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应该也包括象云岭市老城区那十几条老街的地摊吧。”
云教授说：“对，基础经济包括地摊经济，地摊经济就是基础经济，基础经济还包括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背包经济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夜市经济当然指的是夜市，垃圾经济指的是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云岭市在这四方面的数据是这样的，地摊经济，从业人员两万多，产值上百亿；背包经济，从业人员超过一万，产值五十亿以上；夜市经济，从业人员两万，产值八十亿多；垃圾经济，从业人员一万多，产值五十多亿。”
陈益波说：“还别说，地摊经济、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这四个方面，我们滨州市根本没法与云岭市比，因为我们有政策限制。”
云教授说：“问题就在这里，无论是数量上或是质量上，这些基础经济微不足道，不被人重视，在大城市还是限制甚至取缔的对象。但是，基础经济却最充满活力，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就业的充分保障，是整个经济不必可少的第一环节，与农村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同样重要。”
陈益波点着头问：“云教授，你说得很有道理，滨州是省会城市，能不能也把基础经济搞活呢？”
云教授摇着头说：“很难，我举个例子，在云岭市的每一个居民小区，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允许流动摊贩进入，滨州就很难做到。又比如，云岭市对垃圾处理实施严格的分类，其分类处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就为垃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滨州市很难做到。还有更重要的，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在云岭市如同人才，住房、落户、老人、孩子教育等，都与公务员一样同等享受。可在滨州那样的大城市里，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受到了限制，甚至有不少政策将其挡在了门外。”
陈益波又问：“还有吗？”
云教授说：“最致命的问题是，基础经济的自由度很大，要允许其随意发展，也就是随时随地的进行。你可以去云岭市的街上走一走，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基础经济的存在，滨州市能做到吗？可能根本做不到，可能会被城管赶走。你要是在滨州市搞基础经济，刻意地搞些地方，将基础经济固定在框子里，那就违背了基础经济的特点，就难以搞活基础经济。总而言之，经济繁荣度的首要指标就是基础经济的活跃度，基础经济充满活力，整个经济就是繁荣的，反之，整个经济就不是完整的，其活跃度肯定不高。”
陈益波感叹说：“省城就是省城，大街上随意撂地摊，确实是做不到啊。”
这时，云教授看向了许教授，“老许，该你说了。”
许教授微笑着说：“一个是省会城市，一个是新的地级市，其实没什么可比性。就拿所谓的幸福指数来说，一般人肯定会认为滨州市强于云岭市，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滨州市。殊不知滨州市的生活压力远高于云岭市，就拿物价这一个指标，滨州市就比云岭市高百分之二点七。”
陈益波哦了一声，“就幸福指数来说，许教授也认为云岭市好于滨州市？”
许教授点了点头，“当然。”
陈益波说：“请许教授详细说说。”
许教授说：“幸福指数也叫幸福感指数，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这个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二十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七百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