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坟是谁修建的，为何藏在大山深处没有人知道。至于这坟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骷髅头，棺材里为什么又有一副黄皮子的皮壳，那脱了壳的黄皮子是不是还活着，就更没人知道了。当时在场的有个老头子，他让大家赶紧把黄皮子的皮壳烧了，嘴里还嘟嘟囔囔念叨了些什么，大家都在精神高度紧张之中也没人听清楚。
后来那段铁路修完回家已经是九月份了，正好到了上山采蘑菇的季节。村民们扎上厚厚的绑腿上山搞副业，这绑腿既防露水又防蛇咬，人要是被蛇咬了也不用去医院，趁着能动赶紧把寿衣穿上等死行了，省的家里人费事。最近的能治疗毒蛇咬伤的日本医院在镇上，坐小火车也得三四个小时，到地方人早就黑了救不活。
爷爷说过去村子周围到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巨大的红松遮天蔽日，一个又一个的老坟圈子稀稀落落分布在山林间。白亮亮、冰冰凉的山泉水顺着山势流淌，水里的大石头下藏着蝲蛄、花丽羔子、柳根还有花花绿绿的花媳妇这些小冷水鱼；像那些大的细鳞鱼、板撑子都游进了深水窝子里吃的肥肥的准备过冬。
山里背风向阳的地方有跑山人修的窝棚，窝棚里有盐有油有时还有剩的酒，这都是供进山的人歇脚用的。大冬天遇到大雪崩天人被捂住了下不了山，就指着窝棚里的这些东西救命，所以谁都很爱惜这窝棚，谁用了多少东西都记着日后自觉补上。现在这些窝棚都看不到了，因为年轻人上山住给窝棚里祸害的不成样子，吃完饭把屎拉在锅里，喝完水把尿灌进壶里，村里的老人说这些挨千刀的早晚让雷劈死。爷爷每当提起山里窝棚的时候总会指着我的鼻子气呼呼地说：“都是你们这帮小崽子干的缺德事！”
爷爷很怀念当年跟着太爷爷住窝棚的日子，他习惯爬上棚顶躺在热乎乎的草堆上闻着身边淡淡的松香味，看着远处沼泽上低低飞起一队队天鹅，耳边听着大山深处传来的几声狼嚎。他总是笑那些天鹅很笨，飞不起来，需要先助跑然后拼命用翅膀拍屁股，好半天才能飞起来。天鹅起飞的时候没法改变路线，飞得很低，捕捉天鹅的人就埋伏在它们起飞的路线上，等天鹅好不容易飞起来了再一枪给打下来。爷爷不止一次伤感的说那些受伤的天鹅扭动着长脖子，洁白的羽毛上沾染着殷红的血迹，叫的很凄厉、很悲伤，声音响彻九霄。爷爷还说后来天鹅消失后他就再也不上棚顶了。
东北的冬季特别漫长黑暗，村民们家家都烧起热乎乎的炕，早早吃过饭就上炕睡觉。那时候孩子多，一排孩子睡在炕上都去抢烧得发黑的炕头，那里热得烫后脊梁，到天亮被窝里都是热烘烘的。孩子们太早了睡不着，关了灯都吵着要听故事，家大人骂几句就讲几句什么老猎人打猎捡到了狗头金，放山老客遇到了人参娃娃，砍材人转身碰上狼搭肩，把孩子兴奋得更睡不着了。最后家大人火了起来吼几声打几巴掌才陆陆续续睡觉。
我小的时候在爷爷身边长大，那时候是九十年代末，香港刚刚回归，电视上成天放王菲和辣阴的《相约98》。当时的东北正涌动着铺天盖地的下岗大潮，可以说闹得是鸡飞狗跳、怨声载道。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什么样，反正东北那时候天天能看到大街上扯条幅堵路喊冤的人。东北的老工业几乎垄断了一切，大厂子大林业局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甚至公检法司各部门，从你当工人那天开始这辈子生老病死结婚退休它们全包了。可忽然有一天上头下了个文件说下岗，这些就都没有了。有些人家还是两口子全下岗，这对双职工家庭来说无异于把他们逼上绝路。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是酗酒的下岗职工，喝着劣质的散白酒，吃着花生米萝卜干，坐在道边骂天骂地骂爹娘，社会治安一片混乱。
当面的东北人命贱如狗，随便在大街上扒拉个醉鬼脑袋给他扔一万块钱，让他给你杀个人还替你顶罪，他能给你再搭一个买一送一。各单位领导天天愁的就是开除哪个，劝退哪个，哪个好欺负，哪个不好惹，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回家路上被哪个下岗职工给开了瓢。或者哪个下岗职工的老婆想不开喝药上吊了，全家老少抬着尸体上门去闹。有些不上不下的领导实在受不了这夹板气就干脆自己主动要求下岗，给单位解决一个下岗名额。我爸那时候就是这样光荣下岗的小领导，响应号召拿了些补偿款到农村去办养鸡场，立志做一个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排头兵。我爸当时想的挺好，啥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黄皮子爱吃鸡。
黄皮子喜欢吃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你去大山沟子办养鸡场那就是给它们办的，那黄皮子想吃你鸡谁能拦得住。你当家是没错，可现在是皇军要来当你的家。那时候村里的民兵连长、老支书都跟我爸关系不错，因为过去厂子红火的时候他们没少求我爸往厂子里安排人。现在他们一听说我爸要来返乡创业都表示鼎力支持。可他们一听说我爸要办养鸡场当时脸就变了，甩下一句“瞎胡闹”就扬长而去。我爷爷当时不在家，好像去了外地，我奶奶也劝不住我爸，就唉声叹气的随他去。
我爸那脾气说干就干很有当年进城招工时苦干实干的作风，叫了几个村里的闲汉在自家后院搭厂棚建鸡舍，准备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作风轰轰烈烈的干一场。
当天晚上村里老支书带着民兵连长拎着酒和菜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