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宝从工地出来，用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旧毛巾随便地抹了把脸，走向了旁边距工地不远的那排破旧的出租平房。这些平房里住的都是外地来这里打工的农民工，房屋虽低矮破旧，居住条件很差，但租金低廉，离工地又近，所以很受青睐的，来晚的还抢不上呢。
李家宝回到自己的租屋房门外，他掏出钥匙，打开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走进了昏暗的房间。
他从床底拽出一个帆布旅行包，里边是他的全部家当。他把上边的衣服胡乱地扒开，拽出底下的一件灰色马甲，那是他妈妈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针一线给他亲手缝的，马甲里层有个暗兜，他把手伸进去，掏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是一沓皱皱巴巴的纸币，5元的10元的，有几张百元的，他数了数，一共2500多元钱。他皱着眉头算计着：刨去房租钱700元，伙食费400（他已经压到最低了，大部分时间米饭拌酱油），然后他犹豫着是不是再给自己留下150元以备不虞之需，但他想了想后，最终只给自己留下100元。
李家宝走出昏暗的租屋，外边的阳光有点刺眼，他略微皱了皱眉，然后向东面走去。不远处是一家邮政储蓄所，那是他经常去的地方：给上大学的妹妹寄学费，给家里哮喘病的妈妈寄药费。
年根底下了，他把手里攥着的几乎是他的全部身家的1300元都寄回了家里，为了让家人能过个像样的年。
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李家宝已经出来三年多了，这三年来他没有回过一次家，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时都借口“公司”太忙，脱不开身，俨然一副志得意满、挣得钵满盆盈的口吻。他告诉母亲自己住的地方叫“幸福路”，是高档住宅小区，是有钱人住的地方。他听得出电话那边母亲失望里边小小的满足。他甚至能想象得出，母亲打完电话，一边“呼噜呼噜”的大口喘息着，一边用五指把凌乱花白的头发理顺，浮肿得发青的脸上满是自豪，颤颤巍巍地挪到破旧的木板门前，费力地拉开门栓，坐在门前的土台子上，眼巴巴地等着过往的乡邻打探儿子家宝的讯息。母亲一定会和人说，儿子在大城市当大老板了，儿子住的地方叫“幸福路”，那里住的都是有钱人。
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李家宝不知自己何年何月能够衣锦还乡，为母亲挣回面子。每当想到这里，家宝的心抽搐着疼。
2、
打完电话，看着自己狭小昏暗潮湿凌乱的租屋，李家宝红着眼眶自嘲地笑了笑：“还他妈的幸福路，连路都找不到，我的幸福在哪儿呢！”
这几年他给人送过水，送过外卖，跑过保险，做过小区保安，做过流水线工人，好像他能找到的自己能做的活他都干过了。他老想攒够钱自己租个小店面，做个小买卖。可是挣这点钱除了供妹妹上学，还要不定期给家里寄一些，剩下的连解决自己的温饱都困难。
他想不通，自己不懒不馋能吃苦又有文化咋就混不出个人样子呢，他看过那么多励志的书，那么多的心灵鸡汤，看得他热血喷张，那些成功者的形象就是他生命中的北斗星，可他依然找不到自己的路啊！
那年高考，他和龙凤胎的妹妹小丽都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可是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供不起两个大学生，母亲有肺气肿，每天动一动喘气就跟拉风箱似的，干不了体力活，只靠父亲一个人在南山坡那二亩地上土里刨食，农闲时打点零工养家，供他和妹妹高中毕业已经是不容易了。
他和妹妹的录取通知书是同一天接到的，他俩报的是同一所大学，为的是互相照应。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和妹妹先是欢呼雀跃，转而暗自神伤。
家里愁云惨淡，父亲蹲在门口一袋接一袋的不停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那张千沟万壑的脸显得更加苍老，母亲在屋里不停地抹眼泪，不停地叹息。妹妹悄悄地端起脸盆去河边洗衣服，他默默地地跟在妹妹后边，他看到妹妹在河边一边洗衣服一边哭，河面上映着妹妹那张凄楚的小脸儿，他的心都碎了。
他见不得妹妹受一点委屈。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忙着劳作养家，作为早出生一个小时的哥哥，他理所当然的成了妹妹的保护神。从小到大，妹妹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他，每天叫“哥哥”的次数比叫“妈妈”多得多。
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他和妹妹都在一个学校，学习都很出色，每次考试后学校张贴的光荣榜上，兄妹俩的名次总是紧挨着。家宝和家丽这对龙凤胎的名字在学校是非常响亮的，他俩走到哪里，都有好奇和赞美的目光。两个人不止成绩不相上下，就连书写的字迹都很相似，甚至两个人生病都赶在一起（这也是很奇怪的，双胞胎的孩子大多如此）。
每次在家里生病，妈妈会给他们每人做一碗热面汤加一个荷包蛋。鸡蛋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平时是舍不得吃的，都是用来换油盐酱醋的，只有过年和生病时才会吃到鸡蛋，所以他和妹妹常常在一起盼过年，也盼生病。
每一次妹妹碗里的鸡蛋都会很快就吃完了，他的鸡蛋还没有吃。妹妹忽闪着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他，看着他碗里的鸡蛋。每次，他都会把鸡蛋夹到妹妹的碗里。看着妹妹吃着鸡蛋的满足，他的心里比自己吃到鸡蛋还要满足。
他已经养成了习惯，好东西她都要留给妹妹，吃苦受累的事他都替妹妹扛下来。
妈妈曾背地里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