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医生有外诊，被人叫走了。卫生室里只有尤继红和孙泉源两个人。尤继红说：“泉源，你真狠。你也真傻。你咋能那样跟张永东说话呢？”
孙泉源说：“我跟张永东说啥了？让你都说我狠呢。至于嘛，我们一起长大的，我办过狠事儿吗？”
尤继红说：“既然没办过狠事儿，何必要说狠话呢？”
就这一句话，孙泉源便知张永东把他说的那些狠话跟尤继红说了。他怕尤继红不清楚事情原委，又把张永东跟他说的那些话，不添枝不加叶，又跟尤继红叙述了一遍。并且抱屈说：“就我这个条件，居然能让汪幸运嫉妒我。我说汪幸运就是个睁眼瞎：哪有这样条件的，敢跟他去斗事儿？他是小心眼儿，他把别人看得跟他一样是小出息，看得跟他一样歹毒了。我说那是气话。我哪能跟他一般见识呢。我怕他。我怕他还不行吗？”
尤继红说：“你这一招真厉害。我做不到。你这样忍他的时候，你心里不难受吗？”
孙泉源说：“继红，你记住：只要知道事情真相，那就要调整心态，把自己心里的不满掩盖起来，要做到自己心里真不生气才可以。用自己心里真不在乎的心态应付他们，跟他们打太极，抓机会一掌下去，将他们置于死地。若是自己心里做不到不生气，那就硬顶过去：鱼死网破又有什么？人都是只有一条命，谁还能怕谁不成？怕，只能是一种表象。豁上了，自然不知道啥是害怕。我这话都是跟我对脾气的人说的，对外人，我从不敢这么说，也不会这么说，免得人们说我太阴毒了。我觉得我这样做也真是太阴毒。可我有啥办法？我本没意思要跟那家伙斗。那家伙非要来寻事儿不可，我也斗不过那家伙，顺势而为，把他朝那杆子头上迂阔。他顺杆子爬，那不怨我。让他上不好上，下不好下，就在那半杆子的地方呆着，好家伙，人人都知道他上杆子了。在杆子半道上，上不来，下不去，难受呢。那不赖我。那是他自作的。自作自受，怨谁呢。现在还没到那程度，再有半年，你看吧，看有几个人不烦他。到那时他就更狂妄了。没人能入他的眼，你信吗？”
尤继红笑了。说：“泉源，咱们同学当中，能有你这样能忍的人，又有几个？你吃的苦太多，你受的白眼太多，遇事儿，你能做到忍气吞声，面不带色。我不行，我从小就戴红箍，我是在整别人的环境中长大的。如今稍有不顺，我就从心底发闷，感觉生不如死。我这样说，或许你不信。你想想，我一直都是站在上风头的人，我一直都是整别人的人，到如今，我不如别人，我心里不忿，我心里发闷。有时我也想过，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是为远大理想？这远大理想又是什么？再看现实，到乡下以后看得更清楚。有本事儿的乡下人，招工进城了。没本事的人，城边啥样还不知道呢。你争我斗的都在耍心眼子，这跟光明磊落相去太远了。现在很多事情我都看不惯。那么多当干部的，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是在为自己服务。他们就是为自己活着，他们心里没有装着人民，他们看不见人民的疾苦，他们不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万没想到的。”
孙泉源听到尤继红这么说，一点都没感觉到奇怪。他呵呵笑着说：“你是以知青的眼光来看城市、农村，来看社会的。你的心底无私，你的眼光无私，你看到的东西都带有利己，私己的东西。其实现在的社会已经是很高尚了，你没听说旧社会那腐败，厉害着呢。世上的东西都是私人的。现在哪有私人的东西？没有穷富之分，都是一样的生活。仅仅一个城乡差别，就让你看不进眼里了，有权人家亲戚，能从农村直接办到城里，又能优越到哪儿了？城里工作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块钱，生产队没搞好，搞好工值也能块把钱，那样乡下又比城里差多少？”
尤继红说：“你说着等于没说。你说的工值一块多，咱公社有吗？咱县里有吗？你那是幻想。你不要这样出去说，这样出去说，人们是会笑你的，会说你迂阔。”
孙泉源笑了。笑得很爽朗，说：“其实心里只要这么想，工值一块多，还是能办到的。只不过大家都不能这么整天闲着，做这些没用功。”
这话把尤继红都说乐了，说：“那不是容易的事情，钱是硬头货。你不要出去这么说，这么说人们该说你还没长大。他们会取笑你，再长几年，学会说话，再说吧。”
孙泉源脸红了，说：“继红，我这话，你也不相信呀。”
尤继红说：“那你就下劲儿带领大家把工值提到五毛钱吧。只要你能带领大家把工值提到五毛钱，你看你的威信那又该能有多高吧。”
孙泉源反问：“依你这么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觉悟没达到一定水平，生产也能搞上去？工值也能提到五毛多？”
尤继红被问住了。说：“谁知道呢。没有实践过。”
孙泉源听她这么说，看着她的脸笑了。心里嘀咕着：“这姑娘天真，她还不相信呢。他真不了解我，我真想带领大家试一试：工值上五毛，社员们该是啥样呢？可是，谁又能给我这个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