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国内大学的讲课模式，也为了使得自己的讲解被听众好接受，她就多听了几场，为自己备课做好了准备。
罗天星就比他简单多了，一是因为学业不同，相应的问题也就大为不同了。他学的是西方宗教与信仰史，还有西方哲学课程。因此，自从进了民大以后，他就没啥可备课的。上了讲台开口便讲，时间一到，他也就跟着下课回家了。这就是第二个不同了。他代的是本科生，无需过多的辅导，也没有什么要求回答的问题，学生一般的连课堂上的内容也记不全，学不好，哪里还有心思提问题，给自己找那个麻烦呢。这样悠闲地讲了一个月的本科课程，校方系主任也派人听了他的课，不仅没找出问题来，还很喜欢他的讲课风格，对主任汇报的全是好听的。于是，系主任就专门跟他聊了几次，希望这个留学欧洲的新教师能对系里有所贡献。他领会了主任的意图，就跟他讲，如果让我有所作为的话，非进研究生院不可，对本科生，我实在难以展开去讲，还说，您也清楚，国内的本科教学就是灌输，学生呢，六十分万岁，没有几个愿意好学上进的，即便有个别的出色的学生，那也是到了三年级以后的事了。我这代的两个班级，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男女让我如何发挥呢？难。
后来系主任又跟几个本科老师和其他几位副主任谈了他的教学问题，还对分管教学的一位副校长谈了这件事，最后校方研究决定，罗天星老师在本科只代一个班的课程，再去研究生院代一个班的研究生课程。待遇嘛，每月增加一千元代课费。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回到家里跟王凤婕一说，就坏菜了。她已了解了本科老师的待遇跟研究生院的差距了。就说，你个呆子，也不了解一下，就随便答应了？他就说，我就是不想给本科生代课嘛，待遇嘛，我就没细想。走着看呗。他们也不会太不像话了不是。
两边都上着课，他就去研究生班发挥去了。这样一来，他就能结合欧洲大学的教授办法去实践和变换了。又一个月过去了，研究生院的几位先师也多次旁听了他的讲解，逐渐认识到他的讲授方法和内容延伸与展开的全新教学思路的好处来，也就认可了他的副教授级别的待遇了。他依然按部就班的授课，并不问待遇的事，但月底一看，薪资真的给他增加了。这时，他就跟王凤婕说，你看看，我也跟你一样的待遇了。
到了这个学期结束时，罗天星代的那个班的学生的理解能力，思辨能力，还有论文写作能力，都空前的有了新的收获。其中，有三名学生的四篇论文被校刊《哲学通讯》刊发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研一学生从未有过的优秀成绩。到了第二年，校方就让他继续随班代课，他就又代起了研二的课程。这本来也是没啥好说的，但是到了元旦期间，他授课的班级里突然就冒出来七、八个优秀生，接二连三地在各类报刊发表了十五、六篇影响较大的学术论文，其中还有三名学生的论文字数超过了三万字。这是其一。其二是，在这十几篇论文中，还有好几篇被国内大学的各种校刊和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报刊转载或压缩转载的。这就非同寻常了。
这背后付出的辛苦与智慧，却只有他和他的学生心知肚明。当然，研究生院方也看到了他的教学成果了，自是欣慰与欣赏并生了。在假期的评定职称的活动中，罗副教授就变成了罗教授了。
王凤婕跟她有所不同，她的学问是实践性与探索性的，接触最多的大多数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代课的院系倒没啥好或差反映。当然，跟罗天星也有类似的表现，她所代的研究生班级也有论文发表，也在国内掀起了新的探索热潮。
这期间，她的那本备受欧洲同行赞赏的新书总算在国内正式出版了，研究生院的领导联合社科院的专家也给他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燕京市的书店也举办了多次签名售书活动。这年十月，她的新书还被评为了年度经济类一等奖，获得了突出贡献国家奖项，也得到了一万元的物质奖励。她也因此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正教授。
这时，他俩就想，基本目标基本完成，考虑要不要再重返欧洲的事了。而两位老人去在国内待得又上瘾了，很不想再去欧洲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亲朋好友地走串被黏糊的原因。但也没说一定就不去。毕竟，大女儿还在巴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