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南征，对于现在的朝廷，好像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
相比最早的官家南征，再到后来吕公著主导的南征，在平灭西夏以后，章惇的南征，朝廷的重视程度，根本没得比。
先帝时，倘若西北战线有个歼敌五百的奏报，绝对是可以举国大庆的，甚至告慰祖庙都没人非议。可如今，远征大理，欲行灭国之事，汴梁城的子民，也顶多说一句：无非一撮尔小国。
这就是对比，也正是几十年赵曦想要让大宋具备的性格。
十万新军南征，真的用不着朝廷担心。朝廷此事关注的，或者说已经开始吵吵的事，是漕运。
漕运因牵连太子遇袭一事，官家在一怒之下，直接让给各州府驻军强行接管漕运，实际上，就是叫停了整个漕运的运送业务。
当然，赵曦不至于不顾一切，就仅仅为发泄怒火。之所以敢在这个时间叫停漕运，是因为，本年度漕运南粮北运的任务已经完成，即将进入漕运一年一度的歇业期。
“官家，漕运整顿刻不容缓，此事一发，朝廷正好以此为契机，对漕运全面整顿。如何整顿，还需要官家定个章程。”
国朝的漕运衙门设置相当复杂。开封设排岸司和纲运司，将漕运分为两个系统：排岸司负责运河工程管理及漕粮验收、入仓，纲运司负责随船押运。
运河所经的曹郓济泗等州和广济军均设排岸机构，共有15名指挥和7500名兵士，汴京则有排岸分司四处。
汴京四排岸司：东司在广济坊，掌汴河东运，江淮等路纲船输纳及粮运至京师，分定诸仓交卸，领广济装卸，役卒五指挥，以备卸纲牵驾，以京朝官二人充任。西司在顺城坊，领汴河上漕，以京朝官一人负责装卸；南司在建宁丰台，领惠民河、蔡河，京朝官一人充任，广济两指挥一千人为额；北司在崇宁坊，建隆三年置，领广济河，以京朝官一人充任。
从管理上看，纲运司服从排运司的调度，验收、卸粮、入仓等重要环节均由排岸司主持，业务上两司之间有比较严格的交接制度。
漕运从设置到先帝朝时，在轨道未贯通整个国朝全境之前，漕运担负着整个汴梁百万之众的口粮保证。
这样不可替代的作用，加上漕运一体多年经营，沿途地方州府势力介入配合等等，导致漕运衙门忘乎所以了。
朝廷不管派遣怎样的朝官统领，都难以改变漕运内部铁板一块的蚕食朝廷利益的弊端。漕运，已经成了国朝最大难题。
自官家执政，诸多事务均要比漕运紧要，又有轨道运输的介入，南粮北运完全能满足国朝北方的粮食用量，倒也没在意漕运的弊端了，或者说一时没腾出手来去管。
这一次，既然有太子遇袭事件，确实是整顿漕运的机会。内阁大臣也都是这般认为的。
“诸位阁老可有议定？”
赵曦早就有过改造漕运的想法，也想过很多办法，哪一个都好像存在缺陷。
怎么说呢，漕运说白了，在国朝就相当于一个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从职能上几乎可以影响汴梁乃至国朝的稳定，从业务上却只担负了南粮北运，同时，在朝廷供养的情况下，漕运的势力从未断过谋取其他利益，并且不断的做挖国朝墙角的事。
“官家，内阁也有商定，内阁以为，漕运可以借用轨道模式，或者直接由轨道接管······”
轨道模式？轨道模式是怎样的，轨道模式其实就是由朝廷掌控主干道，而国朝的各地方势力、士族阶层、地方乡绅等，瓜分了各支线利益的模式。
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公私合营，并由朝廷有绝对控制权的经营模式。
并且，在朝廷控制的这部分权限中，也是由国朝的世家大族和各种势力参与的。
这样的模式，不是纯粹的国有，却借用了国有的名，在实际运营中，具体执行人不仅仅受朝廷监管，更需要给所有东家负责。
轨道实行这样的模式，是因为轨道的经营的风险小，可以确保各方的收益，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至于漕运，在一定程度上，漕运的风险是要高于轨道的，这是由漕运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抗力，或者说是难以避免的风险。
就目前的状况，航运相比陆运，风险还是要大一些。
漕运之所以由朝廷供养，就是因为漕运的风险存在，让任何经营者都不敢保证盈利。这是没法跟轨道比的。
如果漕运以轨道的方式运营，或许自己在位时可以压着，不至于出什么乱子，但是，赵曦不确定在以后，会不会因为利益的纷争，而导致整个漕运崩溃。
只要有各方势力介入，逐利是应有之义。一旦漕运不能满足各方势力的诉求时，就是漕运分崩离析之时。
至于让轨道接管漕运，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漕运最终将轨道也拖垮了！
“诸位阁老，漕运真正的弊端在哪？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漕运如今入不敷出，不断在朝廷身上吸血的。搞不清楚这一点，漕运的整顿就没法彻底了。”
“官家，正如官家所言，漕运目前就是在朝廷身上吸血，而所谓的原因，说白了就是地方和漕运相互勾结，不顾漕运本身，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肆意擢取朝廷利益！”
“老臣不否认漕运本身的风险，但是，每年漕运奏报的翻船事故、船只修缮和更新，船只泄露以及漕运兵丁的抚恤等等，到底有多少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