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纯粹的议事，更像是一次闲聊，是针对河北道工匠出逃事件的总结性朝廷商讨。
赵曦，以及整个内阁都有这方面的想法······在发现出逃者中掺和了大宋户籍工匠后，虽然考虑了受到蛊惑的原因，也考虑了是否是整个国朝工坊的共性问题。
朝廷需要未雨绸缪，需要防患于未然，毕竟，现在国朝逐年递增的税入，工坊这方面占了很大的权重，不可轻视。
“官家，倘若真如吕阁老所言，朝廷或许真的该重视了。这一次河北道出现工匠出逃，又如何确定其他州府不会有这般事件？”
“这一次河北道事件，河北道的作坊主损失每家都不少于万贯，而朝廷税入也深受影响……”
赵曦又很清楚，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只是没想到来的如此快。
在这个时代叫雇佣关系，在后世就是所谓的颚劳资关系，也叫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即便是到了后世那种社会秩序相当规范的年代，也一样存在着纠纷，还是属于那种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况且，赵曦对这玩意儿实在算不上精通，不是说不知道理论，也不是不了解原理，而是那中形而上的理论对现在的现实不契合。
赵曦更不会想当然的按照后世的三观去调整现在的劳资关系，那更不现实。
不管是什么金字塔的社会形态，还是什么椭圆的贫富形态，都很抽象。在赵曦看来，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在大宋这个时代，社会结构就应该符合现在这个社会的现实。
制人和制于人，社会阶层等等，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生态决定的。
如今的社会结构，就适合少数牧多数，或者说就是少数牧多数，试图改变这种结构，结果只能是毁坏，将原本稳定的社会状态毁掉，却难以建立新的社会结构。
赵曦深知在这个时代统治的基础是什么。文彦博所说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是没错的。如今这个时代，君王统治王朝的基础确实就是贵族阶层，具体来说就是士大夫阶层。
历史上有意改变这个结构，或者说有意脱离这个阶层甚至背叛这个阶层的君王，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身败名裂，国破家亡、祸国殃民都会是事实。
王莽有过这样的做法，那个新朝仅仅是昙花一现；杨广背叛了他的阶层，把大隋的基业拱手相送了。
别说什么武后开创了新时代，那无非是借另一个阶层做了替换而已，那个阶层也构成了如今国朝的统治阶层。
虽然赵曦也知道难以改变，可他的三观是坚固的，面对这样的情景做不到无动于衷······他毕竟是手后世影响多一些，后世的教化也根深蒂固。
没法大范围改变，做一些小调整总是可以的。还好，国朝有一个真正为生民立命的王安石。
“诸位阁老，河北道工匠事件，虽不可掉以轻心，但也没必要小题大做草木皆兵。朕相信国朝臣工和乡绅还是体恤雇工的，也有为生民立命的情操，不会对不起先圣的教化。”
王安石似乎有反驳的意思，赵曦压了压手。这些话必须说，先把自己的期望说到，把帽子戴起来，然后才有其他操作的余地。
一个先圣，一个士大夫的使命，这是根本。
“毕竟能在地方州府承办各类作坊者，还是以乡绅为多，都是深受先圣之言教化过的，自然不会违背先圣的宗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赵曦说这些话，王安石可能会当真了，可吕惠卿不会，至于那些跟随官家多年的更不会当真。接下来才是重要的。
果然······
“当然，既然河北道出现了本朝丁口工匠也出逃的事件，这就说明，在国朝还是存在一些受先圣教化而不履行的害群之马。”
“朕倒不是说这样做得有多恶劣。但最起码得知道自己所获得的利益基础吧？朕所谓的君王，不仅仅是臣子的君王，也是商贾的君王，更是黎民百姓的君王。”
“没了士农工商四民，朕的君王也就没了根基。同样的道理，没了工匠，作坊主也就没了基础。所以，有些事朝廷还是需要引导的。”
“不过，朕以为，如今倒不必出台什么限制法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事内阁来议定吧。最好是组织一次全国朝的调查，不分南北，不论富庶与否，不管任何举办体制，即便是国营的、公私合营的，一律纳入调查范围。”
“最终的调查结果，朝廷做个对比，然后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这个标准并不一定要全国朝统一，比如广南西路，就无法跟江南道相提并论，兰州同样也不能与汴梁相比。”
“具体是依照当地的富裕水平来确定标准，还是依照不同行业和不同作坊来确定标准，或者是以作坊主的利润比例来确定。这需要朝廷做大量的工作，要多方采纳意见。”
“这一点朝廷也要充分借鉴牙行的经验，同时也要一定程度上考虑工匠的诉求、作坊主的实际情况。”
这应该是一个相当繁琐相当庞大的工程。
在赵曦的心里，其实早就想做一次这样的普查了，借河北道工匠出逃事件，倒是能提上议程了。
国朝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家业，单纯从税入上仅仅是个模糊的推断，哪怕是皇家银行，也不能完全的真实的反应出国朝的产业到底现在有多大。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经济普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