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看司马光对自己的总结时：自髫齿至于弱冠，杜门读书，不交人事。仕官以来，多在京师，少历外任，故于钱谷、刑狱、繁剧之务，皆不能为，况为军旅，固所不习。独于解经述史、及以愚直补过拾遗，不避怨怒，则庶几万一或有可取。
指望这样一个书呆子能正确认识北宋的时势，判断历史的动向，可能吗？愚直补过拾遗，不避怨怒。在个人的修养方面固然值得称道，但要用在治国无疑是国家的灾难，二元对立的思维于为政毫无益处。很明显，司马光亲自证明了什么叫愚直。深入研究过北宋朋党政治的人，无疑不把元佑时期司马光复位当作国家命运的转折点，而并非王安石的变法。尽管承认王安石变法有诸多缺陷，但是受制于形势。神宗的治臣之道、旧党的反复攻击、新党的自我分裂、王安石心灰意冷等等，新党实在没有时间和机会对其变法弊端进行调整，但这个罪不应该算在王安石一个人头上，起码以上四方力量都应该各分其罪。但不得不承认变法为国家积攒了二十年的财富；收复疆土，士气为之一振；免役之法民以为便；三冗问题得到扼制。司马光干了什么呢？元佑末期，三冗问题更甚于神宗变法前，仅仅数年财政告急；军事要塞拱手送人，军事废弛，贪墨舞弊，西夏入川渝如无人之地；士气颓靡，姻亲子弟遍野，惟以请托为务；政务废弛；以高太后为全力依托，无视哲宗，犯政治大忌，何来的政治先见？更重要的是全力打压新党，更开绍圣、崇宁新党倾轧旧党之先河，新党打压旧党之手法全学司马光等旧党的手段而已。司马光唯一政治才能就是结交党人，写文章上奏骂新法诸多不变，但实际对于北宋政治毫无一建设之处。理论一套又一套，就是拿不出真方案问这个事怎么办？就算拿得出的解决方案，也很吊诡。现在国家局势不太好，怎么办？司马光：挺好啊，盛世啊，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没毛病。。。那司马光你说说国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司马光：皇上你今天游园了，不好；你看女人打架了，不好；你让驸马去当官了，不好；皇上，公主家的奴仆有点多，不好。。。改革一下行不行？司马光：e，不行，祖宗之法动不得、孟子曾经曰过，巴拉巴拉。。。国家政事效率低下怎么办？司马光：那肯定是人的问题。先选些有德的人，春风化雨慢慢教化。。。财政紧张问题怎么办？司马光：那肯定是皇亲国戚铺张浪费了，先从皇家做起，你们省着点用。。。那文彦博、富弼家听说富裕得一比啊？司马光：那是先皇优待忠臣，是大义啊。。。王安石：我想变个法？司马光：哇，你个重利轻义的小人，你这是置百姓之性命于不顾哇。。。”
荆扉张大了嘴巴。